目的: (1)探讨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系统在中国的适用性;(2)研究中国夫妻在冲突解决、社会支持话题中行为表现的相关性、差异性;(3)探索中国夫妻行为对婚姻质量的预测力。　　 方法: 本研究采用观察研究法，通过在网络上刊登招募广告和熟人介绍的方式，招募到41对来自全国七个省市的实验对象。严格遵循观察研究的实验步骤，由经过培训的主试通过摄像收集每对被试在冲突解决、社会支持两个任务四段对话（夫妻二人在每个任务中各自提出一个话题）每段对话10分钟的录像信息，并用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系统(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IFIRS)进行系统编码，分析夫妻在两个任务四段对话中表现的差异性。同时采用婚姻质量问卷(Quality of Marriage Index，QMI)搜集婚姻质量信息，研究行为对婚姻质量的预测力。　　 结果: (1)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系统有较高的因子内一致性系数和评分者一致性信度;　　 (2)在不同任务（冲突解决和社会支持）中，同一方（丈夫/妻子）的行为得分有较高相关性;　　 (3)妻子在冲突解决任务中的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4)丈夫和妻子在两种任务中的消极行为之间有显著差异，均在问题解决任务中更加消极，而积极行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5)在冲突解决任务中，不论是谈论丈夫话题还是妻子话题时，夫妻之间的行为表现有显著差异，丈夫的积极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妻子，妻子的消极行为得分显著高于丈夫。　　 (6)在冲突解决任务中，对丈夫或妻子个人本身来说，在谈论自己话题与对方话题时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7)在社会支持任务中，不论是谈论丈夫话题还是妻子话题时，夫妻之间的行为表现有显著差异，妻子消极行为得分都显著高于丈夫。　　 (8)在社会支持任务中，对丈夫或妻子个人本身来说，在谈论自己话题与对方话题时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9)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10)人口学变量对夫妻的婚姻质量有预测力，丈夫的年龄和收入水平对丈夫的婚姻质量有正向显著预测力，妻子报告的结婚时长对妻子的婚姻质量有正向显著预测力。　　 (11)丈夫的冲突解决任务中的积极行为对妻子婚姻质量有更大的正向相对预测力，而妻子在社会支持任务中的消极行为对丈夫婚姻质量有更大的负向相对预测力。　　 结论: (1)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系统适用于中国的夫妻;(2)妻子的行为更加消极;(3)妻子的社会支持行为对丈夫婚姻质量有预测力，丈夫的冲突解决行为对妻子的婚姻质量有预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