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是新时期“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要求。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只有正确把握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现状,才能促进工业化、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城市功能是城市在社会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是城市发展现状的衡量指标之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城市的制造业是城市产业的核心部门,其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工业化水平,因此,本文从城市功能和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入手,以长江经济带的3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城市功能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协调性进行研究,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功能及制造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08年到2016年长江经济带31个城市的城市功能综合发展水平及制造业发展水平,并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各城市城市功能与制造业发展协调度,对协调度的分布特征进行时序分析和空间分析,同时对城市功能水平、制造业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的协同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并根据城市功能与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的大小和变化情况,筛选出若干问题城市;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探究影响协调度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影响协调度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就城市的五大城市功能发展水平及城市功能综合发展水平而言,直辖市上海和重庆、省会城市成都、杭州、南京、武汉的城市功能发展水平最高,且除个别城市如上海、重庆的城市功能水平随时间变化幅度较大外,各城市的城市功能水平变化均较小;就制造业发展水平而言,上海、苏州、重庆的制造业发展水平最高,各个城市制造业发展水平随时间变化波动较大。对于城市功能与制造业发展的协调度,整体来说协调度最高的依旧是上海和重庆两个直辖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如南京、杭州、成都、武汉,江苏的苏州作为地级市协调度远超其他同等级的地级市。从协调度的时序分布特征来看,本文根据协调度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将31个城市分为协调度稳定上升型城市、协调度波动上升型城市、协调度波动稳定型城市、协调度波动下降型城市和协调度稳定下降型城市,发现协调度稳定上升、波动上升的城市数量超过协调度波动下降型、稳定下降的城市数量,即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与制造业发展协调度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此外,通过对五种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分析发现,协调度稳定上升的城市为经济发展迅速的省会城市以及其周边城市;协调度波动上升的城市多为已经经历过一轮发展,需要摸索更有效的发展方式的城市;协调度波动稳定的城市多为城市和产业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稳定的城市,要想进一步发展则需要进行转型升级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力量;协调度波动下降的城市多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协调度稳定下降的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城市并存,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因而城市发展速度放缓,而经济水平低的城市在产业布局规划、城市建设中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亟待解决。从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以不同省份为视角,上海市和重庆市的城市功能与制造业发展协调水平最高,其次是江苏省和浙江省,安徽省和湖南省的协调度最低。以城市群为视角,摒除安徽省对长三角城市群的负向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功能与制造业发展的协调度最高,其次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最低。通过对城市功能水平、制造业发展水平及两者的协同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发现部分城市的制造业发展水平较大程度的下降是导致协调度下降的原因,此外,城市功能水平高于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以城市功能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发展水平筛选出淮南、淮北、黄石、荆州、湘潭、衡阳、宜宾7个城市为问题城市。影响城市功能与制造业发展协调度的因素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及人均财政支出,其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对协调度有正向作用,而人均财政支出对协调度有负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