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金融危机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民企与国企一道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最优的资产配置，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已不仅仅限于寻求资源，开始在全球布局自己的价值链，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面临诸多困难与问题，尚处于“不成熟的对外投资阶段”。海外投资企业嵌套于国内和国外二元制度环境之中，制度距离的存在使企业投资面临着“外来者劣势”，那么，如何克服“外来者劣势”？制度距离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否变为“制度优势”？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签订了众多双边投资协定，且自2003年以来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更加注重对“走出去”的企业进行保护，那么，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效果如何？双边投资协定的理论机理是什么？中国与哪些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更能促进中国海外投资？　　在上述背景之下，本文以中国2003-2012年对54个国家（地区）投资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视角考察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将制度细分为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分析的同时又采用熵值法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并采用Hausman固定随机效应法和GMM法检验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同时考虑国家和投资规模的异质性，分别用国别检验和分位数回归法进行分组回归。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确定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最优制度距离区间。实证结果表明：首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外来者劣势”，制度距离是OFDI无法避免的投资成本。而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又因国家类别而具有异质性。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制度距离可能成为投资的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在“制度接近”，即中国与东道国制度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中国的OFDI。第二，资源和技术对中国的OFDI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会迫使企业克服制度距离带来的“外来者劣势”，特别是技术。中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政治制度接近”和“经济制度逃逸”。第三，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不仅能够直接促进OFDI，并且还能弱化制度距离带来的投资成本和风险。BIT的作用存在国别差异，与发达国家签订BIT间接作用较大，而与发展中国家签订BIT两种作用都显著。相比于调节政治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在减少由经济制度带来的投资风险和成本方面更具有优势。最后，通过门槛检验，发现BIT作用呈“U”型，存在最优制度距离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