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丰的《论真理》残篇一经发现就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残篇对于我们理解公元前五世纪的智术师运动,尤其是理解智术师对自然与礼法之争的探讨非常重要。在《论真理》残篇中,安提丰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世间为何存在有恶。与赫西俄德从同样的问题出发而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并追求正义不同,安提丰将自己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礼法和正义。在安提丰看来,礼法和正义存在两方面的困境:首先,礼法是孱弱的,礼法既不能阻止恶的产生,也不能在事后的惩罚中伸张正义;其次,礼法所教导的正义是相互冲突的。这尤其体现在法庭审判中,无论是证人还是陪审员,他们的行为都会导致传统正义观念的内在冲突,并可能会导致更多不义的产生。安提丰之所以会将礼法和正义作为考察的对象,是因为自然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新的尺度。这无疑得益于哲学在古希腊的兴起,哲学对自然的探究以对传统神学权威的质疑为前提。如果说自然哲人更多地专注于对宇宙的探究的话,那么作为智术师的安提丰则将对自然的探究转向了人本身,他对人之自然的探究无疑意味着对自然哲人的自然概念的深化,而且他在两方面继承了自然哲人的思想:首先,从物体和身体解释灵魂的思路;其次,对同一性的追求。安提丰从人的身体出发,将生和死视为最基本的自然事实,而生是有利的事情,死是不利的事情,由此得出人的行动目的乃追求生避免死,每个人都追求身体的自我保存,追求身体的快乐,最终,他建立了一个普遍平等的人性论假设:人乃追求快乐的自利个体。在这一基本的人性论前提下,一个关键的困难就是,每个人自我保存的要求之间是互相冲突的,而解决这一困难又不违背其人性论背后的平等原则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互不伤害的契约,因此,安提丰理所当然地将礼法和正义理解为人为契约的产物,在安提丰看来,人类生活的目的不再是正义而是有利,但是,礼法和正义作为个人自我保存得以可能的条件,虽然是人为之物但又不可或缺,可是从人的自我保存的本性而言,始终还是对人之自然的束缚,因此,安提丰实际的教诲是要人们尽可能明智地选择何时以礼法为重,何时以自然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