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中叶利玛窦等传教士将耶稣教传入中国始,直到1811年耶稣教全面被禁,这种异质文化就不断地与中国本土的儒教文化发生交融与排斥反应。耶稣教经历了由传教高点至被禁的全过程。在一系列的反对耶稣教事件中,杨光先事件以其程度之猛烈、涉及面之广成为这一段儒耶交流史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直到今天,杨光先事件仍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典型案例被讨论。　　 在对杨光先事件的探讨和研究中,由于传教士带来耶稣教的同时还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科技,一些学者对杨光先事件的判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杨光先事件持否定态度的一方认为杨光先事件阻碍了近代科技文明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依据是禁教禁掉了伴随天主教而来的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对杨光先事件持肯定态度的一方认为杨光先事件是传统儒教世界观面临冲击时,儒教士大夫的护教卫道的必然反映。　　 就目前的研究总体而言,对杨光先事件感兴趣的学者大多更倾向第一种判断,即认为是杨光先的狭隘、无知和保守导致了中国百年禁教,进而阻碍了近代科技文明在中国的发展。杨光先更是因一句“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而被贴上“卫道士”、“顽固保守”的标签。这种看法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在科技浪潮席卷全球大背景下,对现代学者来说科技的实用性需求,比世界观等哲学方面的考虑,更实用、更有吸引力。尤其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剧痛,“落后就要挨打”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一些现代学者对清初传入的西方科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的确,如果单单从科技交流的角度,传教士们带来了天文、医术、绘画、音乐等技艺,此外还带来了自鸣钟之类的西洋仪器、西洋风格的宫廷建筑设计等技能,对推动明清之际的中国吸纳近代科技文明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由此认定杨光先发动的“历案”是“不识时务”的,并阻碍了近代科技文明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则值得商榷。　　 以上学者对杨光先事件的研究出现了逻辑上的矛盾,即不分层次地将科学与耶稣教打包,用历法之争代替儒耶矛盾,将儒耶之间的宗教冲突视为国内的政治派系斗争。用这种研究方法来解析杨光先事件,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这种研究忽视了历法之争背后更加深刻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　　 本文试图将历史事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从儒耶的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入手,探讨杨光先事件深层因为。在史料研究基础上本文认为,第一,中国禁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并非杨光先煽动所致。对于耶稣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古来中国政府的态度同罗马帝国、印度国家等古代国家一样,从实用观点出发,视其对公共秩序、国家安危等国家安全的因素而定。第二,禁教是禁耶稣“教”而非禁“科学”,并没有完全阻碍住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杨光先事件给西学在民间的传播设置了障碍,但禁教后清朝还是留用了一些具有科技才能的西方传教人才士。这也可以说明,“杨光先事件阻碍近代科技文明在中国产生”的观点不能立足。第三,杨光先事件的根本因为是耶稣教与儒教的矛盾,杨光先事件是儒耶冲突的表现。　　 在思想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对儒耶对话的研究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正如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一样,耶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这两种异质文化各自反映着独特的价值尺度、道德伦理和世界观。而儒学和耶稣教的交流所带来的碰撞也无法回避,因为从文化史上看,两种文化是动态的、交叉式的融合,而不是静止的发展。因此对儒耶交流的探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意义:首先,分析典型案例,说清楚儒耶矛盾的根本因为。还原历史的真相是“以史为鉴”的前提。其次,在清初儒耶两种文化对话中,儒家文化得以通过对比而更加清晰,这也是一次儒学文化自我教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