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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能力的重要性,无论是作为企业拥有的独特资源,或引导核心能力的战略架构,在企业管理理论内一直都被学术界及管理者肯定。中国基于企业家能力的研究不多,而且大多数着眼于订立一个完整的、可观察的企业家行为及能力内涵。 鉴于领导学已从早期只研究领导特征、魅力等,发展到研究内隐领导及内在能力等方向,与及领导虽然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但其内涵却是镶嵌在文化之下,受不同的文化和信念影响的共识,有学者已进行东西方比较,指出西方管理思想与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而中国的管理思想则是在封建农业社会中生长出来,西方管理的优点是利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讲求效率、创新及竞争,但过分重视理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管理则长于协调和平衡各种因素,建立长远目标、凝聚群体,谋求高道德标准,西方管理所欠缺的就是中国管理注重人的内在因素的柔性特点。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在现代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管理应有其位置,中西管理思想应该是长短互补的。 以上述企业家及领导者能力研究的发展趋势为背景,本文决定探讨企业家的非外在能力及文化影响等因素,称前沿研究可观察的企业家能力为“外显能力”,并命受文化影响下个人属性的、基於文化底蕴的内在能量为“内蕴能力”,而作出研究,加强对企业家如何面对挑战,在一个多变的竞争环境中可运用那一些有效的能力,及此等能力如何发挥的认识。加入内蕴能力,也为企业家能力理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框架。 此外,中国近四十年在经济领域取得相当成就,但经济崛起也带来商业社会失范及产生不道德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是迷信西方管理,运用财务杠杆、胡乱炒作的结果,因此提出利用儒家文化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来提高经商者的道德素质,以民本思想指导企业行为,以义利合一规范企业经营活动。 这里反映一个明显的问题:究竟西方在过去数百年发展出来的管理理论,是否适用于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又是否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讨论领导及个人修练的学说中,以严紧及有系统的研究方法,提炼出她自己一套包括企业家内蕴能力元素的管理哲学和理论?这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 基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概念是一个极广泛的议题,因此任何研究必须确实可行及在能力范围内,以免不切实际。本文选择中外著名的《孙子兵法·始计》及《中庸·二十章》中都有讨论的“智、仁、勇”這三个兵家及儒家都重视的领导个人能力特质作切入点,向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内蕴能力进行研究及验证。 此外,在企业策略理论中,纯竞争性的思维已被竞一合的思想代替,即企业间同时可以合作,但在另一领域又可以竞争的现实。虽然有研究指出中国企业很多不愿意进行合作,但深入研究还是很少。本文正好选用竞争-合作找出从“智、仁、勇”视角的内蕴能力与这个企业家战略决策上的偏好有何关系。 已有研究证明,企业家面对的处境及他们的个人价值观,是影响他们作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若“智、仁、勇”与企业竞争-合作偏好关系存在,该关系会否受处境及个人价值观影响? 创新点方面,本文从企业家能力理论作为出发点,研究能力论里面有外显和非外显之分,而非外显能力在不同文化下有不同的表现所产生的内蕴能力。借鉴国内外有关企业家及企业家能力理论,近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孙子兵法》及儒家学说里的“智、仁、勇”发挥在管理中的论述,检讨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及最新研究成果及研究缺口后,本文探索了“智、仁、勇”在企业领导人身上的实际体验,及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领导者进行质化及量化实证研究,构建了本文名为企业家内蕴能力的“智、仁、勇”与竞争-合作偏好模型,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引入企业家能力理论,推动中西方管理学齐步发展。 在这研究框架内,本文采纳“智、仁、勇”为自变量,重点探索它们作为华人内蕴能力的一种,并将它们转为可操作性的研究建构。竞争-合作偏好则作为因变量,再以实证研究,建立“智、仁、勇”与竞争-合作偏好的关系,而这关系又如何受企业的经营处境、企业领导者的个人价值观、企业所在地区和背景等,分别作为调节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影响,加强理解企业家能力的体现及制约、以及影响企业间竞-合关系的因素。 本文通过与32位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企业家进行深度访谈,然后用研究社会科学项目中适合分辨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差异的质化研究,跟随扎根理论内的不断比较法,将“智、仁、勇”的内涵提炼出来,确认华人企业家内蕴能力的存在,及在现代企业实战中的意义,然后开发一个测量工具,再用问卷调查收集香港和中国大陆企业领导者的数据,通过定量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 经本文对254个样本量化验证後,证实中国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对华人企业家的竞争-合作决策偏好,是存在著显注的影响。从质化研究产生的“智、仁、勇”的内涵,经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模型测试后,确認如下,远比一般的智慧、慈悲及勇气等形容来得深层次及充实: “智”-发挥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能够分层面、多角度分析及融合,找到问题的核心但在急速改变的环境下,也可作出果断决定而取得成果建立战晷计划时,可以从一个不全清晰的方向,只凭感觉、认时势去带领企业发展。企业内部方面,会借助工作团队的能力去解泱问题,及带领企业学习,作长远改进关键。个人方面,会见到自己不足的地方,会反思,看看怎样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我,可以把绝境看成机会,也可以突然间从无关的事物,领悟出其他道理来。 “仁”-重诚信,做生意不会只看合约和利益关系,不会赚到尽,就算要亏本,答应了的事必定会做。关心别人安危,谅解别人的难处。重义,就算要付出很大,也会特别照顾曾一起共患难的人。信任员工在一个较轻松的空间表现得更好,放权给员工,让他们得到发挥的自由,运用团队协作,得出比个人更超卓的成果,视员工的错为一个得着,但不接受他们不诚实。对社会方面,谋求在能力、自发、道德等领域起带头作用,及带领企业回馈社会。 “勇”-不受现状、制度、习俗限制,不怕错,敢尝试,但会衡量能否承受最坏打算且不会破釜沈舟永远留有回头路。弹尽粮绝也不投降,相信困难很多,但解决方法一定更多,也相信别人可以成功,自己没有理由不可以。不推卸责任,就算没有答案,也会即时处理出现了的问题。 从以上的综合论述,可以见到“智、仁、勇”事实上有强烈的兼容力量,在复杂的环境中,以全面性、动态性来看事物,取得当前最好、最合理的选择。除了自强不息,还需要明察不同层面的矛盾,正就是孔子在《中庸》所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 本文对企业领导的“智、仁、勇”有关能力的表现与企业的竞争-合作偏好比较,发现本文所发掘的这些企业家内蕴能力和他们与上下游或同行企业竞争-合作不同选项的偏好,有显著正面关系,证明有关能力若能被发挥,将有助企业间的合作。本文的研究也证明,企业处於逆境的时侯会倾向和其他企业竞争-合作,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目前的处境是活生生,要面对的,而合作带来的风险是未来的,与及有机会被管理的。此外,接受转变及自我增值,作为个人价值观,也被证明对竞争-合作偏好有显著影响。 改革开放带来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交接也引来大量不规范的行为,形成了一个人治超过法治的商业社会,长远来说这并非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解决的方法不是拒外,也不是全部移植西方的模式,而是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有学者认为深入了解中国管理模式的内容及意义,就可以打破西方理论的垄断。但本文不同意这说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管理的关系,是让进一步了解自己,也让外国的朋友更容易了解,是总结中国道路的成就作为一个里程碑,让知道这道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本文同意企业家在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给于的能力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以员工、顾客及供货商的需要为依归。对于企业家来说,除了是自己的修练外,也适用于带领企业的发展,如孟子所教:“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通过企业组织的修练,而非霸权,把企业做强做大。胸怀天下,心存仁义,作为弱势时不言败,强势时持谦逊的能量,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