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在现代新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一条主线，即对儒学宗教性的思考。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的信仰危机。新儒家视信仰危机为社会危机的内在根源，并将其中原因首先归结为传统儒学失去了生命力。他们想通过儒学的重建探索起信之道，使国人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信仰，以此为价值标准完成文化整合，为社会危机的解决奠立基础。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儒学重建工作中，新儒家逐渐突出了对儒学“超越性”的强调，与此相关，对儒学宗教性的思考在新儒学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于新儒家三期发展的理论视域不同，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思考的切入点、参照系也不同。本文以新儒家的理论视域为背景，以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的思考为线索，纵向考察了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认为新儒家思想的发展呈现清晰的逻辑脉络，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顺应，因而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价值性。通过对儒学宗教性的思考，新儒家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实现了儒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是通过两个步骤完成的。第一步是，使儒学从典章制度、风俗民情中分离出来，由意识形态还原为学术思想，成为独立的学说体系。由此，儒学得以在启蒙时代中获得生存的机遇。这主要是第一代新儒家的工作。第二步是，使儒学在理性化的基础上再次“圣化”，充分凸显其宗教特质。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儒学的超越性，而且传达了使儒学成为现代文明之价值基础的诉求。这主要是第二期、第三期新儒家的工作。可以说，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与传统儒家是基本一致的。这也是新儒学堪称传统儒学之延续而非歧出甚至变质的主要标志。　　全文大致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导论，对“现代新儒家”的含义加以界定，扼要介绍目前新儒家研究的现状，并对本文的思路、主要内容以及创新点加以简要说明。　　第二部分即第一章，主要探讨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思考的逻辑进程，包括新儒家兴起的背景、新儒家思考的重心以及新儒家凸显儒学宗教性过程及其必然性。认为新儒家的兴起是对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的回应。由于新儒家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儒学生命力的丧失以及由此而来的信仰的迷失，故将儒学重建视为起信之道。在重建儒学的过程中，新儒家逐渐发现了凸显儒学宗教性的重要意义。由于理论视域的不同，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思考的切入点、参照系、方法论都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的思考是一个呈现清晰逻辑性的过程，而且这种思考成为新儒家思想发展的主线。　　第三部分即第二章，考察理性主义视域下的第一期新儒家如何通过对儒学宗教性的思考实现了儒学的初步转型，即对儒学“去魅”，使其从意识形态还原为学术思想。他们认为儒学有宗教之功能，这种功能建立在儒学的理性之上。尽管第一期新儒家是作为科学实证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却依然处在理性主义的视域下，这决定了他们与科学实证主义有很大的相似形，即惟理性至上、视宗教为蒙昧主义。由此出发，他们想在理性与终极信仰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点，以此作为儒学的定位。他们对儒学的基本评价是:儒学无宗教之体，而有宗教之用。　　第四部分即第三章，考察道德—宗教二元模式视域下的第二期新儒家如何通过对儒学宗教性的思考开启了儒学转型的新阶段，即使儒学再次“圣化”。指出他们为了肯定儒学即道德即宗教的性质，主要从三个方面阐发儒学的宗教性特质:1、儒学“天人合一”信仰中的天不是自然存在，而是超越的宇宙本体，故这种信仰也是一种以终极存在为对象的宗教信仰。2、儒学之伦理规范不是普通的道德学说，因其以绝对性的道德主体为价值之源，为人生归宿，由此而激发的情感超越了道德领域，也是一种宗教性的信仰。3、儒学所重视的祭祀礼仪是宗教仪式。　　第五部分即第四章，考察宗教哲学视域下的第三期新儒家如何通过对儒学宗教性的思考完成了儒学的现代转型。他们放弃了从终极存在的角度追问儒学宗教性的思路，回归人自身，从儒学中寻找人对于终极存在的体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儒学的宗教性在于对终极存在的肯认与追求。　　第六部分即结语，主要是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上，对新儒家的思考作出简要评述。认为新儒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实现了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心性论体系。其不足之处在于:1、经院化倾向。2、忽视了“体知”的特殊性。3、对内在而超越之路的不可操作性缺乏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