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当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框架,即由“社会工作大发展”构成的“主流叙事”和以“行政化”等话语构成的“另类叙事”。前者肯定了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后者则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为关注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就推动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而言,我们有必要正视“另类叙事”对社会工作发展困境的表述。本研究所关注的“行政化”就是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困境。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研究者主要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使用行政化这一概念:行政力量对社会工作专业自主空间的挤压,以及社会工作自身的变异。当前关于社会工作行政化的研究很少从“服务过程”的角度去探讨行政化的表现与机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从服务过程切入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下,社会工作行政化包括这样几个环节:行政力量对社会工作服务过程施加压力,社会工作回应压力以及这种回应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如:加剧还是缓解了行政化)。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几乎每个阶段都渗透着行政力量所施加的压力。在活动筹备阶段,行政力量(即案例中的“关工委”)主要通过严格规定人员(服务对象)招募的标准与数量,以及修改和操控活动内容等方式来实行干预。在活动开展阶段,行政力量通过“领导视察”等方式实现对服务过程的监管,以及借此将社会工作服务转变为“政绩”。在活动结束阶段,行政力量对结营仪式的方方面面都予以了重视,而社会工作者则需要与其反复沟通,以达到行政力量对仪式的要求。面对行政方在服务过程中带来的压力,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机构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策略:转嫁压力,即将繁重的任务予以分解,然后分派给相应的社会工作者和实习生;积极配合行政方的工作,以争取其认可和支持;抱持“糊弄”的态度,完成项目的任务优先于专业化服务的目标;跟行政方“打感情牌”,争取其谅解与同情。这些服务过程中的行政压力与社会工作的策略性回应实际上本身就构成行政化的一种表现。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服务过程行政化带来的影响超出了其自身,即服务过程行政化具有“外溢性”:通过劳动分工机制以及“展示的政治”,服务过程行政化推动了“行政化链条”的延长。一方面,基于劳动分工机制,社会工作教育的实习环节被吸纳进强制型的分工模式之中,实现了“行政化链条”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的延伸。另一方面,服务过程中的展示政治让社会工作在“公众形象”与话语等方面遭到了阻隔与改造,从而实现了“行政化链条”在符号层面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