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时期,国学中有小学和大学之分。小学中所教授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为“小艺”,是“小子之学”;大学所教授的内容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大艺”。这两者都属于这一时期的官学。受教者在15岁之前在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学习最基本的技能;之后进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之人之道,也就是“成人之道”。通过对“六艺”内容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到西周“六艺”有着文武并重,诸育兼备;文质并重,道德兼修以及知行合一的特点。及至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乱世则学校不修”,官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终究衰落下来。在官学之中,落魄的贵族以及吏师们构成了前期的“士”阶层,它们纷纷持己之学,各寻出路,授之民间,这便是学术下移。这些私学之中,办的最好,规模最大,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孔子。孔子通过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编订“六经”作为课本教授给学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六经”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就是国学中的“大艺”。关于“六经”的说法至迟在战国中期时就已经出现,战国中期时六经之教的盛行,主要得益于孔门后学的努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六经”属于各个学派的共有之学,并不是儒家学派所专有的。汉初,国家经济萧条,政局不稳,如何去维护政权便成了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儒家学派的一些学者们秉着顺应时势的态度,努力去寻求儒学与大一统集权之间的结合点,儒学开始复兴。纵观历史,从孔子“折中于六艺”,到思孟学派以及荀子对“六经”的进一步解释,到两汉时期“五经博士”的设立以及传、记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过程便是“六经”的经典化过程。除此之外,两汉时期的太学把儒家经学作为最主要的教授内容,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及相关的儒家经典。这使得孔子六经之教与国家教育之间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这也就决定了儒家思想在教育中的官学地位。因此,以“六经”为教学内容的儒家渐渐奠定了其官学地位,儒学被确定为官方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