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迅猛发展,使得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一国可以分享他国经济腾飞的成果,而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一国则可以获得足够多的外部资本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总之,FDI对于母国和东道国的发展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FDI在全球范围甚至某—区域内部范围的空间分布都存在显著的区位差异。欧洲、美洲和亚洲—直以来都是全球FDI高度集聚的地区,且FDI在这些地区内部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均衡、集聚性的特征。欧洲地区的FDI集聚于欧元区,美洲地区的FDI集聚于北美地区,亚洲地区的FDI集聚于中国大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聚程度都呈现出减弱的趋势。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FDI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发生了变化。FDI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地区分布的区域差异减小了本文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1995—2009年FDI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内部国家间的空间布局问题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分布于三大地区FDI的主导类型进行初步的判断。研究结果表明,FDI在这三大洲内部各国间的分布都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一国周边国家FDI的增加可以促进该国FDI的流入。欧洲地区FDI有垂直分割产业链的动机,但其投资区位上偏向于区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美洲地区FDI的主导类型为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亚洲地区FDI的主导类型为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一特殊背景下,欧洲、美洲和亚洲FDI空间布局模式的变动情况。分时段的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FDI在欧洲各国间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虽然各国FDI流入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但FDI的投资区位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进行转移。美洲各国FDI流入之的互补关系在危机后期转变为替代关系,FDI的主导类型由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转变成出口平台型。FDI在亚洲地区国家间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危机后期变得不显著,即流入中国大陆与其周边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FDI之间由互补关系变成相互之间无联系,FDI的主导类型在危机后期转变成弱化的出口平台型(垂直动机不明显)。针对实证得出的中国大陆与其周边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FDI流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其他影响FDI空间分布的因素,文中最后提出了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吸收FDI的政策和建议。相较于已有的研究来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以往的文献对FDI的区位研究并未考虑到外部投资环境变化对这一问题造成的影响,本文则将金融危机这一特殊外部环境纳入到FDI区位分布的研究框架内,探讨FDI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其演变情况,发现其中存在的特点和规律；二是研究对象上的创新。之前关于FDI区位研究都是基于国家层面或一国内部次级区域(如省、市)层面的区位分布,还没有对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FDI区位分布问题进行研究。欧洲、美洲和亚洲一直是全球FDI高度集聚的地区,且这三大洲内部的空间经济格局各具特点,将这三大洲作为本文的考察对象,研究FDI在不同经济格局区域内的空间布局特点；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空间计量模型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工具,广泛应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和就业等领域,近几年才被学者们运用于FDI的研究工作之中。受相关文献的启发,本文将空间滞后模型应用到FDI空间布局的问题上,一方面可以从实证上检验各地区FDI流入之间的空间效应,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分布在各地区FDI的主导类型进行初步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