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环境投资对经济影响作用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宏观经济领域，都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但研究的结果相互矛盾，这一方面是由于数据上的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对环境投资的作用机理认识不清。由于理论认识上的模糊，导致人们在环境投资实践中只看到环境投资的成本效应，而看不到它创造价值的效应，低估了环境投资对经济的贡献。这一切都要求从理论的高度重新认识环境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作用，这就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论文首先通过制度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的利益分析方法，将环境问题引申为环境冲突，从而提出了建立环境制度的必要性。将环境投资置于正式环境制度背景之下，明确环境投资在它出现之初是一种强制性的投资，之后才涉及非正式制度变迁对环境投资的影响；其次，利用企业行为理论，并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企业环境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三，借助于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探讨了企业环境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论文借鉴了基于熊彼特方法的内生增长理论，探讨了环境投资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机制；第五，通过分析环境损害的各项组成成分，探讨环境投资对宏观经济指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性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投资活动不同于以往经济活动中自发出现的投资活动，它的出现需要特殊的制度背景。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设计正式环境制度的时候，要注重经济政策手段的应用，此时正式环境制度可以更有效地推动非正式环境制度的变迁，从而鼓励企业将环境投资作为一种投资组合策略来看待，实施主动型广义环境投资策略。用价值创造策略取代成本策略，企业不仅可以实现环境投资的价格“溢价”，而且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取得竞争优势。由于环境投资是一项新的经济活动，可以产生新一轮的劳动分工，通过产业部门的前向、后向联系推动经济的增长。环境投资更重大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上，还体现宏观经济指标GDP构成的结构变化上，改善了人类的社会福利。 总之，基于创新性的思路，将环境投资置于环境制度框架之内，引入广义的环境投资的组合投资策略，可以很好地解决环境投资的经济收益问题，实现企业环境投资与收益的良性循环。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引入环境投资领域，说明环境投资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短期成本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发现：对于原本存在不足的传统GDP而言，环境投资对其结构调整的意义大于数量贡献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