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并不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政府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而外生创造的交易体系。虽然它的建立和发展对增加企业融资渠道、扩大社会投资范围、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主要是有关当局实现国有企业产权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性工具，还不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也没有形成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我国证券市场带有转型经济的主要特征，不仅证券市场的创立、运行与管理方面基本依靠行政引导与控制，而且，作为市场主体的上市公司在相当程度上是优惠政策与利益集团妥协的逆向选择结果。因此，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相比较，我国新兴股市出现了严重的市场扭曲，其中大规模的利润操纵又是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监管当局所规定的后续性融资或避免惩罚的要求。　　有必要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一定的研究，这对揭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促进各项法规准则的完善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均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引言部分:近几年，财务造假在世界各地的证券市场上层出不穷，上市公司实施盈余管理行为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这些公司造假的内容多种多样，其中盈利数据是其主要方面——学术研究中称为“盈余管理”，在各种舞弊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涉及盈利数据的造假，这方面内容是研究舞弊问题的重点。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发展的十分迅速，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然而实际上发展的时间不长，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财务造假，特别是对盈余数据的造假，大大增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其进行识别并加以治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第二章是关于盈余管理理论的研究:盈余管理存在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现代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产权理论及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合约的连结”，企业行为实际上就是各个契约方博弈的结果，这里各个契约方的目标函数就是在约束条件下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企业中不同契约相关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就算是同一契约中不同的人也有利益矛盾，使得那些契约管理者会采取一定的盈余管理行为，通过管理会计盈余数字影响利益分配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是在一个群体中，某些人拥有信息而某些人不拥有信息的情况。信息不对称通常会产生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两个问题问题;逆向选择使的企业管理者很有可能在内外都很关注的企业盈余的问题上进行管理。道德风险可以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也有可能造成管理者为了私人的利益来进行盈余管理。产权理论认为，会计信息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权利的交换;会计信息提供过程是一个矛盾的权衡过程，这个矛盾权衡过程就是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的过程;加上我国国有企业没有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不存在健全的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致使管理者利用独占的信息优势不断的进行盈余管理，向市场传递带有误导性的会计信息。有效的资本市场中，信息是完全竞争的，不存在或者能消除虚假或带有误导性的会计信息，资本市场的有效程度越高，则企业管理当局通过盈余管理获得的效用就会越少，其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越小。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对盈余管理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基于“经济收益观”的角度和基于会计信息的“信息观”角度来理解盈余管理这两种观点。基于本文的研究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对盈余管理作如下定义:是指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不违反相关的政策法规及会计原则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利用会计或非会计的手段，同时运用一定的职业判断，对财务报告中有关盈余信息披露及生成或与其相关辅助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误导报告使用者对企业实际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基于这些会计数据的契约，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创始人瓦茨和齐默尔曼为盈余管理动机提出了三个假设（奖金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以上三大动机是关于盈余管理的基本假设，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盈余管理动机总体而言可分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内部动机主要包括企业分红动机，债务契约动机及公司控制权动机;外部动机主要包括政治成本动机，企业避税动机，资本市场动机及对市场预期作出理性反应的动机。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根据是否有真实的交易，本文将其分为两大类:会计手段以及关联交易或地方政府扶持。会计手段最大的特征是不需要交易基础，而是调控应计项目。它的手法就是利用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和会计估计的主观性，提前、推迟确认收入费用，或多计、少计收入费用，或虚提收入费用而后冲销，或将特定项目挂账等等，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的利润秘密准备，推迟或提前确认收入或费用，巨额冲销和利润稳定等多种形式;关联交易和政府扶持都有真实的交易发生（至少表面上如此），关联交易是利用关联方关系，调整交易的价格或数量，进行资产购销、重组、资金占用、委托或受托经营或转嫁费用负担;地方政府“扶持”主要手段有降低税收、财政补贴、减免利息等，这种方式其实和关联方交易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有一个相对合法的外衣。会计手段能够调节应计利润，但是不能调节现金流。关联交易和政府扶持既能调节利润，也能调节现金流，但是这一类手段调节的主要是非经常项目损益。　　第三章是关于盈余管理识别方法的研究:识别盈余管理的方法主要包括个别分析法，分布检测法及建立模型法。个别分析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为主要资料，共分为五个部分:静态分析，趋势分析，同业比较，基本面分析和现场调查，每一部分的内容都是围绕是否存在异常这条主线而进行。分布检测法是一种盈余管理识别方法，称为分布检测法或者盈余分布法，是指通过检查报告盈余在某一基准数字周围的概率分布是否特别集中，是否不连续分布，是否异常变动等情况，用以作为盈余管理的证据。将专业人员的研究模型化是一种适应面广、使用方便的方法，也是本文对盈余管理识别研究的主要内容。盈余管理识别模型包括间接的及直接的识别模型;间接地衡量或测度盈余管理的方法的主要原理是通过测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通俗地说，就是真实的应计利润，来反证企业的盈余操纵程度，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包括简单时间序列模型，Jones模型及其改进K-S模型，Soon&Gary模型，行业模型，边际模型及陆建桥扩展的Jones模型等几种模型。直接的测度模型是因果关系模型，采用的是因素分析的方法，也就是寻找对盈余管理有影响的因素或者盈余管理外在表现的特征，作为判断盈余管理的指标建立模型。这种模型的代表有Scott&John模型和刘国立和杜莹的因素分析模型。间接法的优点是能够测度盈余管理的程度，但这也恰恰是这类模型的缺点，能否准确计量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是一个较大的问题，间接法的模型在宏观分析层面用一定的作用，但是，具体到某个股票上，由于无法准确度量，用处就不大了;直接的测度模式只是进行一个定性分析，显然可行性要高一点，至少目标定得比较合理，由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定性的模型发展的空间也很大;在实务上，直接法比较受推崇，因为直接法可以找出影响或者体现盈余管理的具体因素，从而得到比较直观的认识。但是，直接法也有一个弱点，有一些因素很难模型化，照现在的研究水平，也还没有很有代表性的模型，可以充分判断盈余管理。　　第四章是关于盈余管理识别模型的设计:本章选用盈余管理识别模型直接法，也就是因素分析法，并采用分阶段分析(Cascaded Logit)的统计方法，分别选用股权结构合财务指标建立了识别模型。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笔者从2001年至2003年选取涉及盈余管理的舞弊公司样本7(0)个，其中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样本41个（见表4-1），受到处罚的样本29个（见表4-2）。对应选择了70个控制样本，控制样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如果抽到舞弊样本从中剔除，重新选取。对所选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家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无显著相关关系，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法人股比例和股权集中程度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同时，从舞弊样本和控制样本各项财务指标的平均数、标准差描述性统计表中，可以发现，舞弊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减值准备计提数，投资收益，固定资产及其他资产来，存货项目及盈利能力等六个方面与控制样本存在明显差异。　　由于在样本的选取上，模型本身及作者本身的局限性，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局限性，恳请指正。同时，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可以通过对具体样本的回归性分析和检验，确定各项系数值，从而建立起更加精确具体的模型以增加模型的使用性和普遍性，为不同利益相关者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一个良好的工具。这将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