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2年出台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内幕交易罪的定罪及量刑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仍然对与该罪名相关的问题存在诸多争议。内幕交易行为因其具有专业性高、隐蔽性强等特点,对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产生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不能明晰内幕交易行为,对此行为施以严厉处罚,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从“黄光裕内幕交易案”和“董正青内幕交易案”说起,针对两起案件的争议焦点展开研究,主要分析了内幕信息的认定、价格敏感期的界定、“利用”行为的归属、举证责任的规则和相关行为的定性等问题。进而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判定内幕信息应当同时满足未公开性、重大性和关联性的条件限制;(2)价格敏感期中有关形成日的规定应当更加灵活,有关公开日的界定应当采取实质性公开标准;(3)“利用”行为不应作为内幕交易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相关交易明显异常属于该罪的构成要件行为;(4)内幕交易罪的举证责任应当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5)“未获利”行为和特殊的“建议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处罚。最后,针对上述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关建议,具体表现为:(1)在内幕交易罪的合理适用方面提出了明确价格敏感期界定标准,明确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为该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明确该罪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建议;(2)在该罪的刑法完善方面提出了对不同犯罪主体的刑罚力度应区别对待,明确内幕交易罪中的罚金标准,明确内幕交易罪中适用禁止令的建议;(3)在强化内幕交易罪一般预防方面提出了内幕人员加强自律,建立相关监督举报机制,加强证监会权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