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地区具有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重要区、影响全国现代化进程重要区域等“四区叠加”的空间性质，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地区凭借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优越的生态环境，质朴的民风，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民族旅游社区居民既是旅游资源的拥有者，本身又是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旅游参与对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但是，在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在资金、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经营管理水平、发展理念与意识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加上忽视社区利益诉求的旅游开发模式造成的“后天畸形”，致使民族社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社区的外部利益流失及内部利益失调，催生当地社区对旅游发展的不满情绪，甚至外化为对抗行为。　　民族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方式多样，参与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参与效率的影响因素众多。因此，对民族社区旅游参与现状的准确评价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民族社区旅游参与中存在的问题，为旅游参与行为的优化提供科学路径。　　本研究以贵州省肇兴侗寨为案例地，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出包含旅游决策参与、旅游经营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参与、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参与、旅游培训参与、旅游文化传播参与、旅游发展监督参与等7个子系统的民族社区旅游参与行为系统，系统运行状态由28个评价指标构成;运用熵变模型理论，对民族社区旅游参与现状进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以博弈论为理论工具，对民族社区旅游参与系统低水平运行的原因进行解析，找出造成民族社区旅游参与困境的根源，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提出系统优化策略。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果:　　(1)肇兴侗寨旅游参与行为系统的总体特征为小、少、浅、低。即参与人数占比小、利益分配额度少、参与内容层次浅、参与效果质量低。　　(2)肇兴侗寨在旅游决策了解程度、旅游收益对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贡献度、民族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参与性较好;在旅游决策参与和经营参与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在旅游发展监督参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方面的参与明显不足，发挥的作用微弱甚至为零。　　(3)民族社区旅游参与行为系统的优化，首先应运用系统控制论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将社区参与行为系统视为他组织系统，通过制度设计来协调政府、开发商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围绕获益机制、获益保障、获益循环机制三个方面展开，不仅要满足于经济目的，还要强调旅游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4)民族社区旅游参与行为系统的优化，还应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将社区参与行为系统视为自组织系统，通过民族社区制度的帕累托改进，协调民族社区内部利益关系及社区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具体包括公平参与及适当保护、帮扶机制、外部性内部化机制、以劳动贡献率为基准的工分制激励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