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的研究课题属于断代的翻译史学研究，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史研究，它是翻译史和文化史的结合，隶属翻译文化史研究范畴。自1994年王克非教授首次提出翻译文化史研究课题以来，该领域还鲜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文问世，该论文算是一种尝试。　　 传统的翻译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思想、翻泽技巧等等。而翻译文化史研究主要着眼于翻译对于文化主要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性。鉴于此，本文试图将明清时期的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当中，考察在这个特定时期翻译活动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挖掘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翻译活动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文化功能。　　 明清时期的翻译活动书写了中国翻泽史上光辉的一页，无论从翻译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从翻译活动的社会影响力来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从“理”学正统到“西学”渐进，明末的贤哲智仕选择了以学取长。于是，便有了徐光启先生的“由‘数’达‘理’”之言，希望可以通过引进象数之术，以“数”来明“理”，达到因振民兴的目的。历史虽然否定了他的本意，但这种科学精神的传递还是在清代中前期得以延续。之后的鸦片战争让国人如梦初醒。封建士大夫也感到封建王朝的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于是不得不采取对策，发起了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洋务派开始了西法的学习和翻译工作。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也宣告了只学习奇精之机器和坚船利炮的失败。但满目疮痍的国家出路何在？于是维新派人士提出，习西法要“由‘格致’而及于‘政事’”，认为前一阶段的西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虽然最后变法失败，但这一过程却加深了国人的认识，最后得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于是，随着梁启超先生《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相继发表，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翻译在华夏大地巍然兴起。一场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也拉开了前进的序幕。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在西学的推动的下历经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本文按照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这一时期化为四个历史阶段，分别讨论发生在各个阶段的翻译活动，以此展现在这一时期内部，中国社会文化承接和转换的风云变化，从而揭示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通过研究发现，从明末清初到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在西学的推动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引进西学，中国的传统思想禁锢被打破。随着思想界新鲜血液的注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逐渐产生了变化，传统的知识结构也慢慢走向中西会通的发展方向。新思想的诞生和新知识的普及也带动了新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理想。在这一系列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探索中，中国社会在思想、政治、经济、教育、工业发展、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历史的发展固然不仅仅是一种因素的推动，但是在这期问，通过翻译而引进的西学确实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本文的宗旨就是不夸大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但也不允许因此就无视翻泽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力图客观公正地以史实说理，再现这一历史时期蓬勃发展的翻译活动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了解历史，才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了解明清时期的翻译文化史，才能深刻体会中国社会在探索和借鉴中蹒跚前行的心路历程。翻译，作为一种媒介，它是应运而生的；译者；作为一名文化传播使者，他是伟大的；翻泽史，作为一座桥梁，它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翻译理论的入门课程，还是一盏智慧之灯，影射着历史的光芒，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