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近代学术史“西学东渐”的趋势相一致，我国文化、历史学界科学意义上的巫术研究在西方巫术理论的刺激下曾先后形成两次研究高峰。其一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人类学理论（尤其是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的巫术理论）使中国古老的史料顿时获得了新的解释力，由此引发了诸多学者研究古代巫术文化的热潮。八十年代以来，同宗教学研究相为表里，巫术文化研究再次形成高潮，不仅产生了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同时，也突破了以往的时限，《抱朴子》巫术研究日益得到学者的重视即在这一时期。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对三代抑或后世的巫术研究，都有一个倾向性的错误，即对西方巫术理论（主要是弗雷泽所谓的“巫术时代”理论）缺乏批判和分析，而是轻率采取“拿来主义”的作法，这种作法所引起的学术界的混乱已相当严重，且有继续蔓延之势。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上述错误予以驳正，同时通过《抱朴子》巫术来源的要素分析初步说明巫术这一文化现象形成发展的某些规律。本文认为，弗雷泽的“巫术时代论”是不能成立的，该理论的错误在于它将人类文化运动的规则直线化、单一化，并将巫术产生的制约因素和途径简单化了。巫术是适应于社会要求产生的文化现象，无论文化中的理性因素还是非理性因素，它们通过嬗变、重构都有可能促成巫术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时代都有产生巫术的潜在趋势。 本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结合《抱朴子）巫术研究讨论了中国学术界受弗雷泽“巫术时代论”影响所导致的错误倾向。另外用较大篇幅围绕“巫术时代论”本身作了剖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巫术时代论”的思想实质是古典人类学单线进化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知识和心理（心智）的落后是巫术产 1生的根源，并认为人类的发展普遍遵循“巫术时代——宗教时代——科学时代”的进化模式。弗雷泽上述理论是先验性产物，实际上考诸中西各种类型的文化，都难以看到上述意义上“时代”的存在，相反，情况往往是多种文化要素共存、互渗，甚至相互转化、综合，导致新文化的产生，关于这点早在20世纪初即有不少进化论人类学家所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笃信不已弗雷泽的理论，作为文化定律来使用，而对批评者的意见保持了令人吃惊的冷漠。中国学术界自二、三十年以来众多学者争论不休而终无定论的中国古代“巫术时代”划段问题恰似弗雷泽“巫术时代论”的翻版一样，是这种冷漠所付出的代价。第二部分是（抱朴子》巫术溯源。根据形成途径的不同将禹步、獭、行气，守一等巫术分为五种类型，分别追溯其产生时代与过程。可以看出，《抱朴子》巫术大部分是战国以来文化因素重新综合的产物，其中的许多文化观念最早不过三代，更不用说史前。大致而言，构成《抱朴子》巫术者包括宗教、神话、制度、哲学、历史等多种文化要素，单纯的心理因素不能产生巫术，至为明显。“巫术时代论”在史实上得不到证明，战国之后传统文化要素综合而成巫术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战国并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说的纯粹理性伸张、非理性消退的时代，实际上，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是战国之际同时存在、齐头并进的两种时代潮流，战国及其以后的“造巫运动”同此间的神话化运动一道构成这种非理性潮流的主体。第三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抱朴子》巫术所赖以产生的文化根源。本文认为，从宏观而言，《抱朴子》巫术的产生主要受到三种文化传统的影响，首先是战国以来不断丰富、发展的神仙思想和“成仙”理想刺激了巫士的巫术创作活动。其二，战国以后大规模的历史神话化思潮给巫术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理论依据，这就是《抱朴子》巫术中屡有历史人物混杂其间的原因所在。最后，早期道家哲学的庸俗化也为《抱朴子）巫术的创作开启了方便之门，以往的学者通常重视道家与道教间的源流关系，但未能解释这种关系的原因。本文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早期道家哲学在战国及此后历史时期有一个逐渐庸俗化的过程，这一变化的产生既与战国及此后的社会条件有关，又与早期道家的哲学主旨和学术特征密不可分。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2· 总之，《抱朴刊巫术并非古典进化论者所说的“史前遗留”，而主要是战国及其以后历史上多种文化因素新综合的产物，弗雷泽的“巫术时代论”是早期进化论者坚持单线进化思想的典型错误之一，这一结论启示我们在借鉴人类学理论时应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同时在史学研究中尤其应注意对史料本身的要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