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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了解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与社会支持的现状;分析一般资料对照顾者预期性悲伤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明确主要影响因素;探讨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为存在预期性悲伤的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进一步构建相应的社会支持干预方案及如何在实践中通过社会支持有效缓解照顾者的预期性悲伤情绪,改善照顾者的身心健康提供依据。研究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9年5月至10月选取杭州市某三级医院肿瘤内科和胃肠甲乳外科符合纳入标准的250例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预期性悲伤量表(AGS)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问卷调查。使用IBM SPSS 24.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照顾者和患者资料、预期性悲伤和社会支持现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多选题项采用多重响应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非参数检验分析家庭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总分、社会支持及各维度得分在不同一般资料上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预期性悲伤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利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明确家庭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和社会支持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纳入分析的229例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总分为(77.83±10.00)分。各维度得分的中位数、四分位数分别为:悲伤13.00(11.00,15.00)分,失去的感觉20.00(19.00,22.00)分,愤怒7.00(6.00,8.00)分,易怒8.00(7.00,9.00)分,内疚11.00(10.00,13.00)分,焦虑10.00(8.00,11.00)分,完成任务的能力8.00(7.00,9.00)分。以条目均分中位数对各维度得分排名,“失去的感觉”最高,为4.00(3.80,4.40)分,“易怒”最低,为2.00(1.75,2.25)分。2.预期性悲伤总分在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性格、是否患有慢性病、恶性肿瘤家族史、直系亲属丧亲经历、与患者的关系、持续照顾时长、参与照顾原因和患者性别、诊断、癌症分期及治疗方式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总分为(36.26±8.59)分,略高于国内常模(P<0.05)。各维度得分的中位数、四分位数分别为:主观支持24.00(20.00,28.00)分,客观支持7.00(5.00,9.00)分,对支持的利用度5.00(4.00,7.00)分。以条目均分中位数对各维度得分排名,“主观支持”最高,为6.00(5.00,7.00)分,“对支持的利用度”最低,为1.67(1.33,2.33)分。家庭成员是照顾者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的主要来源。4.社会支持总分和客观支持得分在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性别、工作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性格、恶性肿瘤家族史、直系亲属丧亲经历、与患者的关系、持续照顾时长和参与照顾原因等一般资料上存在不同;在患者资料上,照顾者社会支持总分在癌症患者的年龄、癌症分期、治疗方式和付费类型上存在不同,客观支持得分在癌症诊断、癌症分期、治疗方式和付费类型上存在不同;主观支持得分在照顾者性别、性格、宗教信仰、恶性肿瘤家族史、直系亲属丧亲经历、与患者的关系、持续照顾时长和患者年龄、付费类型上存在不同;对支持的利用度在文化程度、工作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性格、是否患有慢性病、恶性肿瘤家族史、直系亲属丧亲经历、与患者的关系、持续照顾时长、参与照顾原因和患者癌症诊断、癌症分期、治疗方式上存在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预期性悲伤总分和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r=-0.643,P<0.01)。预期性悲伤各维度得分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6.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责任和义务、恶性肿瘤家族史、外向型性格、照顾者性别、混合型性格、直系亲属丧亲经历、癌症分期和子女对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肿瘤家族史、责任和义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患者年龄、手术和父母对照顾者社会支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结论:1.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预期性悲伤情绪,其中,“失去的感觉”是最主要的情绪表现。2.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的主要影响因素按照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社会支持、参与照顾原因、恶性肿瘤家族史、性格、照顾者性别、直系亲属丧亲经历、癌症分期及与患者的关系。3.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主观支持水平最高,对支持的利用度最低。4.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的主要影响因素按照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恶性肿瘤家族史、参与照顾原因、付费类型、患者年龄、治疗方式及与患者的关系。5.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预期性悲伤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提高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水平能显著降低其预期性悲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