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是一位游走于中西方文化边缘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拥有丰富的现代性内涵,渗透着对“生存与人性”二者关系的把握,表达了对人的憧憬和期望,这种生命意识的主要发声场所在于作家的两大“叙事情结”:“极左”与“移民”。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以“极左”年代和“移民”为经,以“生存和人性”为纬,以期织就作家对“人”的思考:　　 上篇以“极左”年代为论述背景,探索其作品中物质匮乏与人性脱轨、时代理想与生命个体、特殊年代与民族根性等方面的内在关联,在无望的困境中,生存基石摇摇欲坠,个体意识被消磨殆尽,民族劣根性肆意膨胀,人性逐渐萎缩。但作家也指出了拯救堕落人性的途径,那就是走向民间底层的原始、本真的人性,唯此方能恢复强悍的生命力,完成人的蜕变。下篇以“移民”为论述背景,揭示其作品中窒息的异域底层生存和中西方文化隔膜与人性迷失的深层关系,指出作家从生存与民族情感的矛盾出发,对早期华人移民地位的匡正。同时作家以古老东方的“保守型”品质为着力点,寻找到了异域生存困境中的突围之路。　　 严歌苓的“叙事情结”贯穿着一条轨迹:她从分析人的生存困境开始,寻找生存的价值,并向远离具体的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求索人存在的健康、理想方式。正是对“人”的孜孜不倦的思考、探求与寻找构成了其文本中独特的人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