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可特伍德是当代英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在她已经公开出版的16部长篇小说中,反乌托邦小说无疑占据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使女的故事》被誉为“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它继承了赫胥黎、奥威尔以来的反乌托邦文学传统,为阿特伍德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声誉。在此之前,阿特伍德从未涉及虚构写作,在此之后,她又相继写出《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疯癫亚当》这三部反乌托邦小说。可以说,这一类小说是最能体现阿特伍德社会思想的作品,因为作家力图融合现实社会的因素建立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最大联系,创造一个真实的虚构的花园,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自觉的空间创造。阿特伍德在非虚构类文集《在其他的世界:科幻小说与人类想象》中将自已的这类作品称为“正反乌托邦”,然而国内外学界将这四部小说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屈指可数。本论文以阿特伍德反乌托邦小说为研究对象,在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剖析其小说中的空间构成并深究构建“正反乌托邦”蕴含的社会意义。阿特伍德通过对空间中受压制的他者力量的呈现,揭露出空间压迫的本质,最终指向对个体精神世界以及全人类生存的人文关怀。本论文由引言、第一、二、三、四章和结语构成。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阿特伍德的创作生涯,并探究《使女的故事》、“疯癫亚当”三部曲的创作背景,指出反乌托邦小说在阿特伍德创作生涯中的独特意义。同时对国内外阿特伍德文学研究进行梳理,尤其是反乌托邦小说研究,阐明选题的价值和意义。论文的主体由四章构成。第一章研究阿特伍德反乌托邦小说与空间理论的契合性。首先,阐释文学批评研究的“空间转向”。其次,梳理“空间”这个概念,重点探讨空间的政治性内涵。最后对阿特伍德的身份意识进行探源,正是因为这种边缘身份使她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地理位置和空间构成所体现出的社会压迫。第二章从空间理论视域出发,深究其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性别空间、民族空间、阶级空间。这一章是展现阿特伍德对女性生存空间、后殖民空间以及社会空间的高度关注,体现出文学空间的独特力量。第三章是探讨阿特伍德反乌托邦小说中的叙事人称选择问题与叙事技巧。“虚构性自传”策略拓展了小说中女性个人叙述声音的空间,断片化叙事消解了宏大叙事,回归到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关注。第四章则基于阿特伍德反乌托邦小说其实是现实主义作品之上,根据阿特伍德的非虚构作品集《虚构世界:SF与人类想象》来阐明阿特伍德“正反乌托邦”是对立统一的具象化空间,剖释反乌托邦小说中构建出的“乌托邦”,彰显阿特伍德对后人类主义的思考。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本论文在空间理论的观照下审视阿特伍德反乌托邦小说中的空间组成,探讨正反乌托邦这种文学想象折射出的作家对人类状况的探询和对未来文明的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