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逐渐开始向文化转向，在其影响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不断受到重视，译者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非常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流派之一，女性主义经历第二次高潮，并开始以“性别’’为切入点，将女性主义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根本上瓦解传统翻译理论，对重建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首先考察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西方的研究现状以及该思潮在中国所引发的反响。文章的第二部分致力于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根源，并阐述女性与翻译的历史渊源。一方面，文章从女性与翻译在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所处的地位进行比较：女性在历史、文化和社会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而翻译研究长期发展过程中，译作和译者相对于原作原文作者也一直被认为是处于弱势。女性与翻译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女性不被赋予写作创作的权利之前，翻译成为女性在公开场合表达观点的唯一手段。通过以上阐述和比较，进而得出结论：把女性主义和翻译结合并提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文章的第三部分重点研究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对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的重建和应用。文章首先陈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之前的翻译理论对译者和作者关系的研究概况。传统译论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被剥夺了创造性和主动权，翻译被认为是对原文的复制，译者被视为原作者的仆人。在“文化转向”影响下，多元系统论，功能主义和阐释学派等学派对提高译者地位，重建译者和原作者关系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实现政治目的，对提高译者地位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其借助解构主义研究成果，瓦解了传统翻译的哲学基础——二元对立，从根本上打破了原作者的中心和主导地位，而是提倡在女性主义书写框架下重新确立忠实的原则，并要求女性主义翻译家和女性主义作家之间展开合作，共同促进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原作者和译者之间不再存在主次关系，女性主义译者对原作的大胆篡改不再是为了“削弱”原文内容，而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延伸”原文。在翻译女性主义试验写作时，女性主义翻译经常采用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等策略，旨在颠覆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把翻译看作是政治行为，致力于实现“通过语言解放女性”的政治目的，其研究的政治性也招致女性主义研究内外的批评。在论文的第四章节，作者指出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建的译者和作者关系的局限性，并借用女性主义文学评论中“雌雄同体”这一概念尝试预测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在将来的发展。女权运动发端于欧美等国家，这导致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所主张的译者和作者的合作也只适用于对女性主义作品的翻译，而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策略只适用于西方的语言与文化。文章因此通过对中国女性主义译者朱虹的个案研究，对比分析了中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不同策略，旨在说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应考虑并重视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政治信仰，民族差异等诸多因素，以促进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平衡发展。除此之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批判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哲学根基---二元对立。然而女性主义试验性写作和翻译对男性的排斥，使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进退两难，并被指责实质上是在建构另一种二元对立，只是在这个二元对立中，女性取代男性占据中心地位。针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所遭遇的这一尴尬，作者尝试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雌雄同体”这一概念，倡导译者在翻译异性作家的作品时，能够摆脱性别角色的束缚，调动人类大脑中固有的男女两性的思维方式，与原作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以期达到对原作最公正的理解和翻译。 第五章是论文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突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的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推翻传统译论，因而对研究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做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通过横向比较中西方女性主义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指出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文章所提出的雌雄同体概念有利于使翻译研究摆脱性别的束缚，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译者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