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使自我转化与自我改造的心性之学得到最终也是最高的体现。阳明心学的核心在于使人确立必为圣人之志，阳明认为，立必为圣人之志是成就圣贤的力量来源，是一切德性修养的基础。立志是阳明归本儒家之后的第一个教法，也是贯穿于阳明思想始终的核心思想。确立成就圣贤志向首先取决于个人内在良知的自信与肯认，没有对内在良知的自信与肯认就不可能确立起成就圣贤之志向。而必为圣人之志真正确立与否则体现在对于志向的坚守，体现于真切地为善去恶的实践中。事实上立志并非阳明个人的独创，而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孔孟就十分注重内在志向的确立对成就圣贤人格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经验事实表明，人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更易于为恶以谋取私利。但人同样具有为善的可能性，为善同样是人性潜在的可能性。儒家从道德实践的逻辑必要性问题出发，不仅指出人潜在为善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将这种可能性设定为必然性，设定为人性之本质，而将恶解释为本然之善受到后天习染的遮蔽，因而并不具有必然性（程朱理学认为恶是由于气质的影响，因而实际上主张恶具有必然性）。如果作为一种价值设定，以此激励人向善意志的话，儒家的这一人性观点也未尝不可，但将这一可能性视为必然性则是不合理的。道德实践的实现既然取决于个人的主观选择，那么这种选择也就只具有或然性，而不具有必然性。但阳明却认为人人具有先天完满的良知，恶是本然良知受到后天环境的习染而有所遮蔽，只要能够去除习染就能够复其本然之良知。这种人性论虽然能够激励人的向善意志，但却并不符合人性的真实情况。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就是通过激发个人生命深处的原动力并将这种生命力贞定在道德方向上，从而使人确立起必为圣人之志，他的立志教法，以及之后对《大学》等儒家经典的解释，都是围绕着这一宗旨进行的。阳明心学的核心就在于启发人的内在生命活力，使人能够倾听到内在良知并自信良知从而成就圣贤人格。　　从少有大志到最终以儒家作为人生与精神追求的归宿，阳明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苦的精神探索时期。出入佛老、驰骋辞章，研读朱子，直至龙场之悟，阳明才确立了心学的理论立场。在龙场之悟中，阳明对人的内在主体性有了新的觉悟，他明确提出“圣人之性，吾性自足”，这一悟解无疑是对其早期立志说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成长与生活于朱子学笼罩下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中，阳明在阐述自身心学思想时必须要对朱子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相应解答。朱子建构了庞大的思想体系，而理学的宇宙本体论正是其思想的形上学基础，因此阳明针对朱子的理本论建构了心本体论，心即理是阳明心本论的理论概括，他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使宇宙万物在本心基础上构成了一个意义与价值的有机整体。如果说朱子是在客观天理的基础上解释宇宙万物以及人的存在，那么阳明则是以本心为基础解释了宇宙万物以及人的存在，从而使心学具有了不同于朱子的本体论根据，在这一点上阳明的心学体系比陆九渊的心学体系更具有理论的深度与广度。阳明心学本体论有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江右之前（宸濠忠泰之乱前）以本心作为主体本体论的最高主体与实体的阶段，一个是江右之后以良知为主体本体论的最高主体与实体的阶段。良知本体论是在本心本体论基础上的发展，良知不仅具有心本体所具有的构造性（对意义世界的构造），而且还是是非判断的最终依据，这就使良知作为内在个体性的权威获得了对外在天理的优越性，使内优越于外，主体优越于客体。但并不能说明阳明已经完全放弃了天理的绝对性而选择了良知的个体性，事实上，阳明的主观意图无非就是要使儒家的价值观能够更好地被个人所贯彻，革命性与批判性固然已经蕴涵在阳明思想之中，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这一张力只是到了阳明后学中才变得尖锐，从而走向或者以个体性取代普遍性，或者普遍性彻底吞没个体性的两极分化。　　阳明在龙场之后工夫论的建构主要是在心学立场上重新解释《大学》及儒家其他经典中的概念范畴，不过，其目的仍不外乎如何确立内在的道德主体性的问题。他的一切理论建构都是围绕着如何使人自信良知，肯认内在圣性，从而确立起必为圣人之志。知行合一与诚意是阳明龙场之后提出的思想，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提出直接针对的就是朱子知先行后的知行观。在阳明看来，朱子的知行观使知与行分离，造成知而不行的后果，即道德认识不能转化为人的道德意志，而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理论重点在于指出知行的本然合一，而其目的在于强调知必须转化为道德意志并落实到行为实践中才有意义。阳明对《大学》的八条目的重新解释主要是将朱子以格物为《大学》工夫论核心的思想转化为以诚意为《大学》工夫论的核心。他将诚意解释为着实为善去恶，将格物作为诚意的工夫，以正训格，以事训物，将格物解释为格心、正念头。这就使诚意说的重点在于纯化人的内在意念，但这并不是说阳明就不重视行为实践，其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就在于使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实践，只是阳明此时认为内在意念的纯化对其他一切工夫来说具有根源性，因此在讲到工夫时自然就更为注重正念头。在晚年提出致良知说之后，阳明的思想重心由诚意转变为致知，工夫上更为注重将内在好善恶恶的意念落实到行为实践中，但纯化意念的工夫并没有被放弃，而是被吸收到致的工夫中。因此可以说，致良知说是阳明思想的完整体现。　　致良知可以看作阳明成熟时期的思想，但在致良知提出之后，阳明的思想并不是停滞不前了，在居越之后至他去世前这一段时间中，阳明的思想与境界都有新的发展。这一发展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四句教法中，而围绕着四句教的三个重要事件（天泉证道，严滩问答，南浦请益）也进一步证实了阳明晚年在致良知提出之后的新发展。在四句教中阳明明确将心体的虚无无滞性揭示了出来，使心体的虚无无滞性与心体的至善性同时成为心体的内涵，而工夫上则分为即本体便是工夫的顿的方法与由工夫以复本体的渐的方法。四句教的首句说的是心体的虚无无滞性，而后三句则是侧重致良知的工夫而言，即渐的工夫，而即本体便是工夫的顿的工夫并没有明确地体现在四句教中，这一顿的工夫主要是由王龙溪根据阳明思想所做的引申。这一顿的方法的明确提出主要缘于四句教法在阳明两个得意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间引起的争论。在阳明出征思、田之前，钱德洪与王龙溪关于四句教法是否是阳明思想的定论产生了争论。王龙溪认为四句教法只是阳明的权法而非定论，他根据阳明的思想就四句教法做了进一步的引申，指出，既然心体可以具有虚无无滞性，那么在工夫上就应该有从无处立根基的无的工夫，这与从有处立根基的致良知的工夫不同。而钱德洪则认为四句教法是阳明的定论，并指出王龙溪所说的无处立根基的工夫会使工夫无顿放处，从而会消除工夫。阳明对二人的争论各有肯定也各有保留，他肯定了龙溪对本体的虚无无滞性的解悟，也认可了从无处立根基的顿的工夫，但提醒龙溪不能放松切实的为善去恶的致的工夫。对于德洪，阳明则提醒他要体悟龙溪所说本体之虚无无滞性，否则难以实现最上乘的超越境界。钱德洪与王龙溪之所以对四句教法的理解有分歧，主要是因为二人对阳明在提出致良知之后的新的思想与精神境界的理解不同。王龙溪认为在居越之后，阳明的思想与精神有了新的发展，在本体上更为突出心体的虚无无滞性，在精神境界上也达到了“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的超越境界。而钱德洪对阳明思想与境界的理解还局限在致良知说上，因此他不同意王龙溪对四句教法的诠释。那么谁的理解符合事实呢？通过对天泉证道、严滩问答、南浦请益三个发生在阳明晚年的事件的分析可以认为，阳明的思想与境界在致良知之后确实又有了新的发展，而王龙溪的理解是符合事实的。天泉证道中龙溪所指出的本体的无的性质与工夫的无处立根的思想应当说正是阳明居越之后思想与境界的新发展。　　如果说在早期的立志教法中，阳明只是沿着儒家注重道德意志的确立的方向提出自己的主张，而在之后一系列的理论建构中，都是围绕这一目的展开的，心本体论是将心本体进一步引申为宇宙实体，从而使宇宙万有的存在都从心体上得到解释，而知行合一说出发点在强调道德实践，强调道德认识一定要转化为道德实践，而阳明实际上主要是从理论上论证知与行的本然合一，致良知说强调以内在的良知作为是非判断的依据，这是对人的内在主体性的极大彰扬，也是对人的内在生命力的激励，但阳明此时只是提出要将呈现出的良知扩充至极，而并未就如何使内在的良知得以呈现与保持提出工夫。而天泉证道与严滩问答在理论上的意义正在于经过王龙溪的追问使工夫中的这一层面得到了揭示。阳明在四句教中及其在天泉证道与严滩问答中所透露出的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在确立人的内在的道德主体性的工夫上更为细密。如果说立志说，致良知说都是在工夫上强调在良知的呈现后用为善去恶的工夫，这实际上是以良知的呈现为前提，因而工夫只是在良知呈现之后做，而天泉证道与严滩问答中所提出的工夫则是将工夫推进到人的内在良知上。在阳明思想发展的中期，“正心”作为修养工夫只具有虚设的作用，因为阳明认为心体纯善而无恶，因此并不存在对心体的工夫，在致良知说中，阳明这一思想也并为改变，但心学的理论逻辑正要以“正心”为始。王龙溪提出的无处立根基即本体便是工夫的观点得到阳明的首肯，这实际上正说明即本体便是工夫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包含在阳明的思想中，阳明自己也说，他之所以含隐未发只是惟恐学者犯躐等之病。惜乎天泉证道发生在阳明去世前一年，因此阳明并未来得及对这一思想做更多的阐释与完善。如果以心学的内在逻辑来讲，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正是对阳明这一思想的发展，其说并未被阳明所道及，但并不是阳明所不能说。按照阳明心学的理论逻辑，工夫上正要有这一推进。阳明心学由最初立志教法，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建构最终完成了集宇宙论存在论与道德修养论为一体的思想体系，使儒家成圣之学得到极大发展。　　学以成圣人是阳明整个学术与人生的目的，他认为“人人心中有仲尼”，这就是“真己”、“真吾”，本此“真己”、“真吾”为善去恶就能够成就圣人。这种为学目的使阳明之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主体性，阳明本人为学与人生经历也体现了其思想的这种实践性与主体性。因此阳明作为思想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他热烈地要将思想付诸实践，因而还是一个实践家，其人生正是其思想的体现。这种实践性、主体性的特点使阳明思想决非通过文字的训诂就能够完全理解。研究阳明思想不仅需要读其文字，更要用心去体会其文字中所蕴涵的精神，否则思想的研究将失去其内在的灵魂。重温阳明上下求索的为学为人的人生经历正是深入理解其思想的必要之举。正是在阳明充满磨难与挫折，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中，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阳明之学正是那种从生命深处焕发出的力量与热情的写照。作为一个生而有死，生而有限的人，阳明在其人生实践中，在其思想中，追求着无限与超越。本文将阳明之学与其人生经历、困惑与追求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其成圣之学中所具有的实践主体性的思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