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法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学术派别。法家“法治”理论及其实践活动对当时及后世均发生重大影响。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国富强兵的政治运动，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产生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它的指导下缔造了秦帝国，实现国家统一，而且还与儒家等思想相结合，对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法律制度产生深远影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理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本文对法家“法治”理论研究共分三个部分：一、法家及其理论著述。这部分主要研究法家及其理论著述，对法家学派的由来、法家先驱、法家流派和以《商君书》、《韩非子》、《管子》为代表的法家的“法治”理论进行简单叙述。法家是一个学术概念。法家学派出自于汉代的学术总结，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术派别。杨鸿烈先生确定法家先驱为：管仲、子产和邓析。法家的流派三种划分方法：第一种时间上的划分：“前期法家”、“中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更为关心推行“法治”的实践问题。“中期法家”商鞅从法律起源论、性恶论的角度提出“法治”理论，同时还提出了“壹教”、“壹赏”、“壹刑”“法治”的文化专制主义观，认为只有刑赏并用、刑主赏辅、轻罪重刑才能达到“以刑去刑”、“富国强兵”的目的。后期法家韩非在主张“以法为本”的前提下，在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的“法治”理论基础上将“法”“势”“术”统一起来，集法家之大成，提出较为完备、系统的“法治”理论，以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理论。第二种地域上的划分：齐法家与晋法家。第三种理论上的划分：法、势、术三派。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法家著述主要有《商君书》、《韩非子》和《管子》。《商君书》提出了“以法相治”、“缘法而治”、“垂法而治”的法治观。《韩非子》建立了“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管子》的“法治”理论主要体现在其对法的特征、法的作用、法的制定、法的推行、德教与法并重诸方面的论述中。二、法家“法治”理论的内容。这部分主要研究了法家的“法治”概念、法家“法治”的理论根据、法家“法治”的立法思想、法家“法治”的执法思想、法家的重刑主张、法家“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第一，法家“法治”的语义表述：“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事断于法”、“以法为本”。第二，法家“法治”理论的根据：“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第三，法家“法治”的立法思想：顺天道、随时变、因民情、循事理、法律起源于“定分止争”、明开塞、量可能。第四，法家的执法思想：主张“壹教”、“壹赏”、“壹刑”“法治”的文化专制主义观；“法”、“信”、“权”相结合的“法治”主要途径；善于运用赏罚的方法。第五，法家的重刑主张：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基础，商鞅、韩非提出了一系列重刑主张；法家重刑主张的动机和目的是“以刑去刑”。第六，韩非“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使法家的“法治”理论系统化。三、法家“法治”理论的评价。第一，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践效果：法家“法治”实践是为特定的时代服务的。第二，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法治”是针对“礼治”所维护的宗法制而提出来的；“法治”是针对“礼治”的重视“德治”、教化而提出来的；“法治”又是针对“礼治”强调“人治”而提出来的；中国先秦法家曾主张“法治”，但其所用原理与儒家之“人治”是暗合的。对法家“法治”理论中的法律起源思想、立法思想、预防犯罪思想等也进行了评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