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知识史、认识史的角度，讨论清代康熙朝中国士大夫日本知识的变迁、结构，及他们的两种日本认识类型。　　从中日交流史的总体趋势上看，清代康熙年间中国与日本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然而1683年清朝的开海，却使得两国的交流出现了一次相对的高潮期。一般而言，频繁的往来就意味着知识传入渠道的打开，意味着认识的深化。然而清康熙朝的士大夫对于日本的知识和认识，却并没有因开海而得到革新。　　通过分析康熙年间与日本有关的地图可以发现，日本知识较明代中后期而言则不仅数量上有所减少，质量上也有所下降。明末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准确、详细的日本知识渐渐淡出了士人的视野。明代因倭寇战争积累下来的知识，也随时间不断变质。　　从《明史·日本传》这一重要文本，可以分析出清康熙朝士人的日本知识，拥有复杂、混乱、内部对立矛盾的知识结构特征，并体现出复古的价值取向。《明史·日本传》的编修过程部分改变了康熙朝士人的知识结构，却没有能增添新的知识。　　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清康熙朝士人的日本认识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倭寇日本”和“儒学日本”。“倭寇日本”形象来源于明代倭寇战争积累的知识，随着战争结束而逐渐淡化。“儒学日本”形象来源于中国工史等传统知识，同时因为开海传入的日本儒书而渐渐得到强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和儒学自身的学术取向，“儒学日本”这一形象并未成为士人的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