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学术，至今仍如一座丰碑，巍然屹立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熠熠生辉，吸引着数优秀的头脑为之殚精竭虑。关于其对后世的影响，康德当年曾预测说，人们要到一百年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其要旨。然而，在今天看来，康德大大高估了后人的思维能力，因为二百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康德难题”未能解决，以至于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不得不回到康德，站在康德当时的原点上去审视人类思想发展的脉络，从中汲取营养，以资借鉴，以丰学养。 按照十八世纪科学发展的特点，任何一种观点要想上升为科学，就必须运用逻辑形式去论证，自然,伦理学也概莫能外。逻辑判断分为分析判断、综合判断、先验(天)判断和后天判断。该四类判断各有优缺点，康德取其所长，提出了先验综合判断的概念，运用到伦理学中，就产生了道德“绝对命令”，这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由此出发，康德建构起了著名的为义务而义务的“应当”的道德学说。 以“绝对命令”作为伦理学的核心原则，固然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对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发号施令，进而实现道德律令的普遍指导作用，使人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使理性为自身立法，使康德伦理成为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但康德的这一切都是在割裂感性与理性、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之基础上实现的，最终导致了他的伦理学对任何人都有效但又难以真正奏效。 本文从分析康德的“哥白尼式”哲学革命入手，在认真研读“三大批判”原著的基础上，以邓晓芒先生在其《康德哲学讲演录》中提出的“自由不可知”为线索，梳理出一条理解康德哲学、伦理学的思路一一以直觉统领康德思想中的物自体(the-thing-as-itself)。上已述及，康德伦理难以奏效的原因在于其二分性：感性一理性，现实一理想。这一二分法的基础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而物自体又是不可知的，毋宁说康德是靠直觉来统驭它的。由是观之，即便是作为“西欧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康德哲学大厦的建构也离不开直觉的作用--对物自体的把握如是，对自由的理解亦如是--这也正是自由不可知的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切入康德学术，虽为“曲径”，却也可以“通幽”，也可以登堂入室而窥其堂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