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叙事是一个“家族”概念，它包括“左翼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文学”等。论文着重从文化、政治、哲学、社会学和文学思潮演变等多重角度，对红色革命叙事的生成进行全面阐释。 第一章运用比较的方法，着重对红色革命叙事生成的文化语境作现象学的分析，探讨了“五四”启蒙文学、日苏普罗文学、毛泽东的《讲话》对红色革命叙事生成的影响，指出“五四”启蒙文学“面向西方”又“背离西方”的中国性特质给红色革命叙事的生成孕育了一个可能性前提；“宗法”苏日普罗文学直接导致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毛泽东《讲话》的发表全面规范整合了解放区文学，形成了红色革命叙事对五四新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文化审美形态的扬弃和超越，构筑了具有鲜明中国性的新型文学观念、形态、体式。 第二章主要探讨阶级文学观的形成。首先追溯和梳理了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叙事等概念的形成，认为“阶级武器论”文学观的提出，强调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能动性作用，目的在于为自身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寻找一条恰如其分、合乎社会认同标准的自我确证之路；“党”文学观是党的文艺政策的具体实践，体现了政党伦理对文学的全面渗透，使红色革命叙事实现了从“无产阶级文艺”到“农民文艺”的重心转移；同时指出在“阶级视野下”的“阶级斗争”表达，完全成了红色革命叙事的本质化和逻辑化叙事；而集团主义对个体意识的僭越与压抑致使个人主义以及个性解放主题很少有理直气壮地出现在红色革命叙事的版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异化和遗憾。 第三章着重探讨了红色革命叙事中的“历史主体”形象的建构。指出历史主体的塑造是阶级叙事建构的支撑点。作为历史主体的工农大众，其实是通过知识人命名得以实现的，他们通过想象性地表达工农大众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来揭示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农民群体作为革命主体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其一，运用罗尔斯的正义伦理原则，指出工农大众是左翼作家建构与虚拟的正义伦理载体。其二，指出解放区文学的“新人”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理性的独特编码，它体现了党的主体权威；“新人”形象塑造源自于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终极性的信奉和五四启蒙理想的赓续，是作家的阶级文学观创作理念的体现和营造一种负债意识的政治需要。其三，指出工农大众作为“历史主体”形象在建构中始终是被建构者而非建构者，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超出阶级视野下的“农民化”叙事就具有了深远的历史存在意义。 第四章着重探讨了叙述主体的身份认同。认为左翼作家作为话语主体试图通过“期望中的历史主体”的塑造和“革命+恋爱”小说模式来确认自己的话语地位；认为否定五四个性主义思想与左翼作家过分迷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优越性以及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有关；根据葛兰西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分析了解放区作家成为红色歌者的转换过程和深层原因。其中指出：第一，通过“洗心”和“结合”等教化与强制的规驯机制与方式，促使知识分子有机化身份的形成；第二，“红色歌者”的身份认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文人内在的真理性道德认知和“圣地”隋结的结果；第三，体现了知识分子自我“增势”的意图，即意在纠补作为文人在全民族抗战形势下束手无策而心理失衡的无奈现实。第四，“公家人”的身份使得延安文人不得不依附于体制，故作家的被规训和文学的被改造，其实是作家与政党政治共谋的结果。 第五章主要探讨了红色革命叙事的美学成规。泛阶级化的叙事图式和农民狂欢化的表达范式，实际上是“农民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化，远离了真正的农民写作；集体写作作为组织化的文学生产方式，是保证党的权威话语强行渗入到文艺创作中的最佳“民主”方式，也是“作者”人格成为社会人与阶级人格的有力保障。实际上昭示了党的权威意识形态控制下文学写作的性质以及文学写作的政党化倾向。 本文认为，红色革命叙事最大特点在于阶级性政治品格，文学并非其终极性追求。因此提出了中国文学发展应该廓清文学的政治性、现代性和超越性等几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