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内容是1949-1953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一选题的意图，在于探讨新的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和党治国家的复杂关系。本文通过分析这一时期高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悔过书，考察知识分子的内心思想感情和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分析知识分子和官方之间的互动，探讨新中国意识膨态合法性构建的过程。　　本文更为关注的并不是拼贴的重现历史，而是对于生命意义的阐释，再现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所有悲哀和希望，恐惧和期待，在重重的文本和纸页中触摸和感受生命的脉搏，审视和展现他们的犹疑、不安、怀疑、痛苦和挣扎。本文更加关注的并不是经典文本中所展示的“思想史”的高速公路，或者从个人的著述中寻找“概念史”的蛛丝马迹，而可能是思想史的社会史面向，以及概念的社会化的一面，或者说把思想的图景呈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历史就是在这样日常点滴积累中逐渐展开，生命和思想也是在这样复杂交织的社会情境中逐渐被塑造和改变。本文试图去“理解”所研究的主人公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时代，不单纯是他们想了些什么，也包括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本文试图深入到文本和周遭环境中去，穿梭子文本和文本格局之间，并在文字和文字的社会环境之间探索，揣摩语言和语言的结构之间的关系，以期找到通向他们心灵世界的秘密小径。　　本文的主要材料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官方档案和文献。包括北京市档案馆、海淀区档案馆有关思想改造的相关材料，以及公开出版的官方史料，例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等。这些官方材料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思想改造这一历史事件的线索。　　第二，1949年到1952年之间的期刊、报纸和杂志。包括这一历史时段中出版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建设》、《新观察》、《学习》等期刊报纸。这些当年的报纸杂志中有众多知识分子的公开自我检讨和表明立场的文章和史料。从这些报纸刊物中可以直接洞察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心态、思想和改造的过程。　　第三，结集出版的内部参考材料和学习资料。为了宣传和教育的展开，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和悔过书已经结集出版，例如光明日报社编辑的《思想改造文选》(1-5)（1951-1953），五十年代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1950)，吴景超和雷海宗等人的《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1951)等。　　第四，公开出版的日记、年谱、文集、回忆录和一些传记材料。比如在《吴宓日记》(2005)中，吴宓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过程，是展示这一阶段知识分子心态的难得文本;宋云彬在最近出版的日记《红尘冷暖》(2002)中记录了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记录了重大政治变迁中自己和周围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形态;《谭其骧日记》(1998)对建国初期复旦大学的思想改造和教师参加土地改革的详细描述和记录，并且保留了第一手的思想改造的忏悔手记。此外，还有大量的回忆录和传记作品，都描绘、再现、重述或者阐释了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并且反思和再现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状况。　　第五，本文作者从2008年开始搜集、整理的大量访谈资料。为了弥补文本材料的不足，特别是因为文本材料更多集中于建国初期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对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界的涉及甚少，这就一定程度上置换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范畴的内涵，使得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的全貌被遮蔽和掩盖。为了使“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和社会范畴更具有广泛代表性，本文作者尽可能地选取普通知识界中的典型个案，描述和分析“知识分子”中可能是更多数的普通人在思想改造中的遭遇和建国初期的生活情境。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范畴和社会身份，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政治运动而逐渐形成的。尤其是思想改造运动，是个体成员再一次认同和想象自己身份的重要过程。通过思想改造，党把自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逐渐传播和扩展到社会中，而社会成员也通过思想改造，明确和肯定了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换句话说，知识分子是被新中国国家政权定义、阐释和重塑的一种身份，是伴随着国家政权主导政治运动逐渐形成的社会范畴，是国家及其社会中个体成员互动的一种概念产物。这一身份是和政党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是新的政治社会结构定义和塑造了新的身份类型。这样一种社会范畴，也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政治背景之下，才能明确其内涵和意义。　　第二，展示了思想改造权力实践的多样性。思想改造实际上体现出权力实践方式的复杂多样性，及其实践过程中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景象。此一种权力实践，并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压迫和暴力强制，不单纯是政治暴力机器的监控和惩罚，而是包含着权力主体和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　　第三，展示了思想改造运动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探讨了政治权力统治下私人生活领域的变化。思想改造从政治权力自上而下的垂直运动，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中惯性的自我审查和社会各阶层彼此之间的审核，也逐渐演化成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私人关系中的彼此监控。而且，作为被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也从被迫地接纳和协调，逐渐演变成内心深处惯性的自我检查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借助群众运动，借助政治的内化和日常化，改造实现了从物质到心灵，从身体到精神的转型和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