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社会矛盾概念的改变，而是一个重要的警示，我们国家应该紧密联系“脱贫攻坚”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区域是14个连片特困地区和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尤其是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地区、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居多。一直以来贫困问题都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民生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民生问题，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从1994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2014年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一系列的扶贫措施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精准扶贫阶段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49.8%下降到2018年1.7%，在人类的反贫困历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全球最早实现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的减贫事业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随着我们国家扶贫工作的深入进行，有关扶贫效果的研究文献不断出现，大部分都在关注扶贫的减贫效果以及贫困的识别机制，较少的文章关注扶贫攻坚阶段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针对十九大提出来的我们国家新的社会矛盾，本文对目前的脱贫攻坚阶段政策实施的效率和公平性进行深入的分析。文章主要研究分析的是贫困人口占比比较大的西南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效果，以2010-2017年西南四省(市)337个县为样本，对县域样本进行扶贫政策效果的研究分析。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利用人力资本模型和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精准扶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个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有效资本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贫困县的经济增长开始慢慢放缓；第二部分是利用统计图形分析西南四省(市)的贫困状况和经济状况，分析结果显示西南四省(市)的贫困规模比较大并且经济发展较缓慢，西南四省(市)非贫困县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贫困县慢一点，但是总体趋势都是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稳重中求进；第三部分是利用STATA14对西南四省(市)县域数据样本进行双差分模型分析以及稳定性的检验，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西南四省(市)的县域经济的增长确实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实证分析还加入了相关政策干扰因素的影响分析，最终结果依然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政策效果依然显著为正。为了分析精准扶贫政策的传导机制，对样本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精准扶贫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本文通过对我们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分析，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精准扶贫措施对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经济增长率都有变缓的趋势，经济增长稳中求进，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寻求一种协调状态。其次，精准扶贫应该保证每一笔扶贫资金精准的发放到每一个贫困户的手中，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社会公共服务扶贫等各个方面应该让政策精准落实，充分发挥好传导机制的作用，切实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当下，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攻克深度贫困地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目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全面实施，形成了多方面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方法、治理体系安排，为我们国家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