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利玛窦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先行者,他在文本中对中国的种种描述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成为形象学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典型。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论文试图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主要文本,以形象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借助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学理知识,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探讨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形象特点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借鉴和现实意义。全文主要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简介与中国结缘的利玛窦,并界定中国形象的概念,以确定本课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围,介绍学术界对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现状,交代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目的和方法。第二部分,将本课题放在西方的中国形象流变背景下,对比分析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形象与其他文本所创设的中国形象的异同点,确立利玛窦在中国形象形成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探究符号背后的文化发展动力线：文本既延续了发现新大陆的精神动力,又促发了启蒙运动,为伏尔泰等人提供思考的武库。第三部分,追述利玛窦传奇式的人生经历,梳理中国地大物博神话的新发展,描绘中国的儒士形象群,建构一个威严而又不失生活情趣的皇帝形象。本部分从文化利用的角度出发,探究利玛窦笔下的乌托邦——孔夫子思想影响下的中华帝国形象。这一形象以具有绝对权威的皇帝为领导者,以博学而忠诚的士大夫为辅助者,以严明的管理制度和公平的科举制度为支柱,君民和谐相处,共谋幸福。第四部分,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探讨在“中国形象”这个镜像中折射出来的西方的文化心理和观念。在中西语言同源、宗教历史接近的基础上,从中国自大封闭而趋于衰落、推崇哲学而淡化科技、讲究礼仪而沉湎于迷信等方面对中国的落后进行了批判。其中,重点建构了中国佛教徒形象。利玛窦着力从各方面对佛教进行抨击,同时也关闭了与释老二宗建立联系的大门,失去了与中国释老对话的机会,因而很难全面而又深刻地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最终为适应政策设置了障碍。本论文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个视角,对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分析论证。通过研究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形象与不同时代的对接,我们不难发现：当西方把中国作为可资借鉴的参照,从中汲取发展的启示和力量时,就大力美化和神话；当西方需要凸显自己存在的优越性时,就指责、贬低中国形象,甚至对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充满恐惧心理。在“他者”形象的表述中,流露出个人欲望和恐怖,展现出西方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和自信,折射出西方的文化心理和观念,在文化想象中传递出文化利用的功利目的。中国经过一番痛苦的涅槃,终于告别了贫穷和落后,重新在世界上建造属于中国的辉煌。在中国不断崛起的今天,面临着诸多紧迫的现实话题：如何汲取或批判“他者”文明的积极成果,如何塑造自身的文明形象,如何增进世人对中国的体认。采用形象学视角,无疑有助于了解西方看待中国的方法,有助于在“他者”的参照系中调整“自我”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利于以对话的方式建构多元共存、和谐相处的世界文化。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形象等课题研究,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