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签订的入世相关协议，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已成现实。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里，我国银行业能否发挥“鲶鱼效应”，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仅仅依赖于政府的一系列输血行为已不切实际。一方面，在加入WTO以后外资银行将享受与国内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政府利用手中的财政资源长期为国有银行不断累积的巨额不良贷款买单的做法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在完全脱离政府的“父爱主义”关怀，进入一个新的竞争环境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通过不断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来培育自身的造血功能，全面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效率水平。 因此，近几年来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引起了我国金融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但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我国现有的研究在理论的系统性、方法的完善性以及研究视角的新颖性等方面存在较大距离。为此，本文试图在改进现有的效率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新的评估体系，同时有别于现有的研究思维，运用博弈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等研究工具构建模型来剖析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以及产权结构与银行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证实相关银行改革路径的可行性。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银行效率研究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监管当局的政策制定、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以及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与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章论述了银行效率研究的经济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了国外银行效率研究的最新进展，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理清了全文的研究脉络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重点研究了银行效率的概念以及国外现有的效率计量方法。考虑到中西方国家在金融发展历史、金融市场的完善性、会计制度的规范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们认为在生产前沿面模型的系列方法中，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和随机边界分析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相对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的银行效率研究。 第三章研究了我国银行业的静态效率结构。首先利用传统的DEA模型和截面资料对我国14家商业银行进行效率评价，接着利用DEA模型的投入产出松弛量(slack variable)检验了银行业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问题，讨论了不同银行的效率改进策略。针对现有研究的局限性，本文提出并构建了多阶段超效率DEA(multi—step super-efficiency DEA)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尽管国有银行综合效率不如股份制商业银行，但是服务效率却难分伯仲，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综合效率的差异主要在于盈利能力和盈利效率的差异。 第四章研究了中国银行效率的动态衍变特征。我们将Battese和Coelli(1992)模型引入中国银行业的效率研究，同时分别选择贷款总额和税前利润作为产出指标依次构建贷款效率模型和利润效率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国有银行的贷款效率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利润效率的表现恰恰相反。因此，从银行效率的视角证明了国有银行存在强烈的不良资产扩张冲动。接着，文章从所有权结构、经营规模、员工素质和风险偏好等九个方面构建相应的指标检验了与银行效率之间存在的动态关系。 第五章在对现有的绩效评价方法进行分类和评价的基础上，利用BSC理论(balanced score card，BSC)和服务利润链思想(service—profit chain)建立了基于DEA模型的商业银行综合效率评价体系，使银行效率评价思路和方法在理论上趋于完美。 第六章研究了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立足于我国法制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大前提，我们建立了反映银行集中、寻租、不良贷款形成与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模型。模型表明，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银行业过度集中造成的信贷配给和金融寻租导致职业经理偏离正常放贷准则，因而不良贷款的形成和银行盈利效率的下降将不可避免。而市场垄断格局的打破，贷款市场实现由当前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遏制金融寻租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高银行之间的竞争来提升银行的危机意识，杜绝银行职业经理在进行贷款决策时偏离正常的放贷准则。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遏制不良贷款的生成渠道，提高银行业整体的贷款质量，最终促进我国银行业整体盈利效率的改善。同时，本章也从市场角度说明了由几家国有银行垄断存贷款市场的格局为国有银行职业经理人实现私利和不良资产扩张冲动提供了外部条件。 第七章从银行职业经理人激励和不良贷款形成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银行业产权结构与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职业经理人激励模型发现，在一个国有股份较大或者纯粹国有的银行中，由于政府存在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关怀，因而这类银行具有跟私人银行不同的目标函数；为了能够保持与私人银行职业经理同样的激励水平和努力程度，这些银行将不得不以牺牲银行利润为条件来提高职业经理对银行利润的提成比例。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国有或国有股份较高的银行比私有或国有股份较低的银行具有更高的代理成本和较低的治理效率。另外，通过对Dewatripont和Maskin模型(1995)的改进建立了产权结构、沉没成本累积机制与银行效率的关系模型。对模型的求解发现，在一个国有企业占主体的市场中，由于存在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关怀和预算软约束，随着银行股权结构中国有股份的增加，银行职业经理愿意为所有国有企业项目提供再融资服务的可接受的坏项目最低比例可以进一步下降。这样，至少会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国有股比例的增加将会提高银行因给更多坏项目提供贷款而不断出现沉没成本和坏帐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银行对企业实施软预算的支持力度；二是作为博弈的另一方，企业在得知银行愿意为它提供再融资服务之后反而倾向于选择低努力，因此必然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从而反过来加大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压力，最终导致银行整体效率的降低。上述两个研究结论均支持银行产权结构中国有股份的比例不应过高，进而认为对我国银行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以提高银行业整体效率。此外，产权结构、沉没成本累积机制与银行效率关系模型的研究结论也意味着银行国有比重过高必将推动银行不计贷款质量和自身盈利的不良贷款扩张冲动，进一步解释了国有银行存在不良资产扩张冲动的内在机理。 第八章为本文的研究结论、研究不足及未来的研究展望。 从全文的技术基础来看，我们主要采用国外最近比较流行的银行效率研究方法一生产前沿面模型。实际上，生产前沿面模型是一个方法体系，它包括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在全面考察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以及结合中国银行业实际的基础上，本文遴选非参数方法中的DEA模型和参数方法中的SFA模型作为全文实证研究的主要工具。 从全文的研究特色来看，我们重点集中在生产前沿面模型的改进及应用、银行效率综合评价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通过建立经济学及博弈论模型以求从新的视角来理解银行效率导向的银行业改革问题这三个方面。具体来说，文章的创新如下： 第一，结合中国实际，整理并进一步完善了现有的商业银行效率测度方法和理论体系。同时，利用改进的DEA模型和Battese和Coell(1992)模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全面研究了中国银行业的效率表现，指出了我国银行业效率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改进措施。 第二，提出了银行业效率评价的多阶段超效率DEA模型。该模型提出并论述了银行综合效率、服务效率和盈利效率的概念、联系及指标设定，既结合了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性和盈利性兼备的基本特征，又统一了学术界在银行业DEA效率模型中有关投入产出指标设定上存在的争议。此外，该模型也可以克服传统DEA方法无法对有效率银行进行再排序的问题。 第三，将Battese和Coelli(1992)模型引入中国银行业的效率研究，通过建立利润效率模型和贷款效率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存在明显的不计利润回报的贷款行为，具有强烈的不良资产扩张倾向，数值上表现为，国有银行的长期盈利效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贷款效率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文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从银行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扩张冲动以及利润效率低下的相关原因。 第四，将BSC理论与服务利润链思想引入商业银行的综合效率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DEA模型的商业银行综合效率评价体系。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有各种方法的不足，而且从银行利润创造的角度分析了从内部员工满意到外部顾客满意的一系列指标与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既考虑到了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的结合，又考虑到了银行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结合。因此，利用该理论模型进行银行效率评估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理论上趋于完美。 第五，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本文采用了不同于一般文献的研究思路。考虑到我国目前尚无法满足SCP框架需要的市场条件，第六章利用新的视角构建模型来研究银行集中、信贷配给、寻租、不良贷款生成与银行效率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并以此论证在我国法律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背景下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对于从外部促进银行效率改善的好处。在第七章，本文分别从银行职业经理的激励机制以及沉没成本的累积机制两个方面构建模型来说明产权结构与银行效率的关系，证明了在我国金融市场降低国有产权比重，进行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改革对于银行完善治理结构、降低银行代理成本、强化激励机制和遏制不良贷款产生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