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它不断加深着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表现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更多的预测表明，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也越加明显，因此，迫切地需要认识到这项问题的严重性，以求及时地采取行动遏制事态发展。然而，由于世界不同地区处理气候变化的方式大相径庭，导致的负面影响也颇为严重。各方会谈的不断失败，气候多方协议无法达成都阻碍了气候联盟的形成。这其中发达国家的联合抵制是罪魁祸首，他们为了逃避处理气候环境所需要付出的义务和损失，同时拒绝达成多方协议。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气候谈判呼吁组织会出台更严格的举措，迫使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加入其中。但介于贸易和环境法规的持久政策冲突将进一步恶化当前现状。面对政权之间处理气候变化的政策冲突，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受到不利影响，也最需要一个应对未来的综合框架。基于这样的构想，本文在讨论这个框架时，第一个假设认为，正常运转的贸易系统是成功构建框架的基础。第二，本文研究集中于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的关联性。研究证实，世界贸易体系的存在，的确使气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但潜在的气候政策约束将损害良好运转的贸易系统。第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气候多方会谈必须有效推进，直到获得阶段性成果。另外，贸易在会谈的进展及重启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为了避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出现不合作情况，本文还提出了其他方法，以切实达到减排目的。另外，为了分析以上假设，本文做了大量理论、法律及经验性的分析。根据获得的结果，建立切实可行的战略框架。该框架力求首先惠及发展中国家，其次是发达国家，最终推行到全球。　　 本文第一章分析了现存于贸易和环境法规的法律约束。本文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气候变化政策给予了一些经济体保护国内工业的借口，而这种保护明显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相悖。其次，世贸组织提出的环境友好型贸易政策是否能让人信服，其争论将会成为一个新的挑战。第三，在气候变化的管理体系中，GATT的XX条款（一般免责性条款）以及ASCM（补贴和反补贴策略的一致性条款）仍不能做出很好的界定。第四，迫切的环境贸易政策使得最不发达国家遭受了严重影响，但他们的不作为可能导致世界被划分为清浊两部分。　　 本文第二章阐述了具体的理论模型，从上文得知，各国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能促使多边协议的形成。而碳排权证的交易，在促进联合治理的过程中举足轻重。气候变化给一国带来的破坏程度，该国治理环境所付出的代价，权衡这两者对该国经济的影响，会直接关系到该国是否愿意参与到多边会谈，抑或是基于本国自身利益而拒绝参与。在理论模型中，为排放大国设定了一种及多种情况的分析。基于正常运营情况下效用函数的变化，来考察多国组织和单个国家的福利变化。本文研究了排放量和GDP等数据，在模型中选用金砖四国和另三国代表发展中国家(BRIC+2)，选用经合组织代表发达国家(OECD)，及其他国家和地区(ROW)。参照Mendelsohn(2007) and Stern(2006)的模型，假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近30-50年间都没有变化，基期的发展水平为各国2006年的GDP增长率（2004-2009年GDP增长率的平均值），据此限定将数据进行了调整。另外我们还假定了其他变量的浮动标准，全球气温在近30-50年间将上升3℃-5℃，全球产出只能在1％-20％间变动。实证结果表明，这种数据矫正方式效果较好，更容易捕捉到各国消费水平变化时的福利效应变动。本文进一步的研究，还将财政转移、关税及贸易制裁、治理成本（贴现率）等作为衡量指标。该理论模型的构建，为下文大量的实证工作和模拟仿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框架奠定了基础。　　 本文第三章运用上文建立的理论模型，针对有典型理论争执的方面做了模拟仿真，进而输出了实证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气候的治理措施对发达国家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说明在BRIC+2国家，气候治理成本高于福利成本。若想让BRIC+2国家加入到多方谈判和共同治理的道路上，OECD国家必须提供足量的财政支持。仿真数据表明，需要65.3万亿美元，才能填补BRIC+2国家治理气候环境所导致的福利水平下降。除了多方治理，在各方无法协调合作时，贸易也能促使排放量的减少，因此碳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减排方式。国家之间可以形成联盟进行碳交易，联盟也可以不断扩展、分工、改革以保持原有的贸易格局。本文建立了不同的联盟模型，实证证实EU-Rus-Chn模型最优，它能减少19.1％的排放量。　　 本文最后总结了五个战略对策，关于如何在保证世界贸易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应对气候环境的挑战。本文对多国集团和单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都有诸多政策意义，同时本文也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