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在中国再次出现了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勃兴,如何建立一种国家和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问题成为当下理论和现实的重要问题.公共领域研究实质是在中国内部寻找中国进一步文明想象的基本框架,从而消解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话语,获得一种内在的多元的社会转型的视野.该研究以中国历史形态的社会公共领域及其在1949-1956年的消逝过程为着眼点,从展示社会公共领域消逝机制的角度出发,希望寻找到中国近代以来公共领域的基本发展特征以及其与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成长、国家转型之间关系形式,从而为当下的公共领域话语提供一种历史性纬度.1949-1956年间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期.由此形成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及其运转模式构成了新时期城市社会转型的基础,也是我们当下讨论城市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转变的一个可能的起点.该研究延续了罗威廉汉口研究基本思路,一方面通过对于中国城市社会公共领域历史发展形态和特征的考察,丰富和充实了罗威廉的中国公共领域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对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1956年间汉正街社会公共领域——商业组织和码头帮会——和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联,反思了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成长、国家转型之间的关联.该研究从社会公共领域消逝这个思路出发,通过反证的方式追述了中国公共领域的近代尤其是1949-1956年间消逝(发展)历程,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公共领域问题研究摆脱了论证其有无的陷阱,进入到仔细考察急剧转变的社会中作为一种结构的公共领域失去了什么,是怎么失去的,什么样的环境中失去的这样一些实证性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