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各个国家都特别注重各自的城镇化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纠纷,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农民集体维权行动。“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经济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的合理利益受到外界的侵犯、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困难、“土地城镇化”快速发展;政治方面,基层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基层政府的权威缺失、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足、体制机制改革滞后;文化方面,传统文化对农民影响深厚、伦理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农民的权利意识淡薄;社会方面,公共服务供给结构的非均衡化、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农民工“早退”现象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农民集体维权行动遵循了行动动力、情感因素、主观偏见、政府缺位、渠道受阻、隐性担忧、组织动员、导火索引发的生成逻辑。虽然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生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究其核心的影响因素是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对农民合法利益的频繁侵犯,加之当前农民缺乏行之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无计可施的农民只能采取体制外的维权方式。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集体维权行动不仅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而且起着“放大镜”、“泄压阀”、“推动器”的作用。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未来我国农民集体维权行动会呈现出先扬后抑之势,通过政府、社会、农民等的多方互动,农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切实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