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政府主导的银行自由化过程中资源的重新分配。自从1979年中国开始开放银行业以来,建立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功能性银行体系的关键步骤之一就是引入更多有能力的新进入者。在过渡期间,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结果是城市商业银行（CCB）的兴起。自1994年以来,地方政府一直在向以前的、运转失灵的城市信用社注入新资本,剥离出不良贷款并将其转换为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共有134家城市商业银行（CBIRC2019）,总资产达37.275万亿元人民币,分别占中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3.2%和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6.0%。不断壮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现有研究表明,银行数目的增加带来的竞争的加剧可能会提高信贷市场的效率（Beck et al.2004,Zhang et al.2016,Fungácová et al.2013）;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后者更侧重于为国有企业（SOE）筹集资金,由于这些区域性银行可以更好地评估本地民营中小企业（SMEs）的信用价值,它们可能会增加当地中小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Chong et al.2013,Chen et al.2020）,并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是,地方政府在指导银行改革的过程中可能由于寻租动机而去实施对他们晋升更有利的安排。为了展开本文的研究,我们匹配了微观企业财务数据与企业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1995年-2013年间,183家城商行成立构成的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DID回归,估计城市商业银行成立对不同所有权、不同行业类型企业的负债率与融资成本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负债率,降幅约为3%,融资成本约上升1.2%,且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此外,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显著增加了基建行业企业的负债率,增幅约为4.2%,与此同时,还大幅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增幅约为21.3%,然而,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对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与融资成本没有显著影响。为了探究信贷资源从民营企业转移至基建行业与房地产行业的原因,我们进一步比较了用Z-score衡量的民营企业和基建行业企业经营与财务状况。结果显示:民营企业财务情况较为健康,且城市商业银行成立后,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发生改善;而基建行业企业经营状况较差,企业面临很高的财务风险,且随着时间推移,基建行业企业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这表明,城商行成立后,信贷资源从民营企业转移到基建行业,并不是因为基建行业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好,财务风险更小导致的,而很可能是由于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所致。此外,我们还按照房地产投资占比对城市进行分组,发现高房地产投资占比的城市,城商行的成立会挤出更多的民营企业的融资,从而证明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向房地产行业倾斜会挤出民营企业的融资。为了进一步探究政府借助城市商业银行进行的资源再分配,是否改善了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实证考察了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对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并没有提高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反而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和经营利润率,说明以推动快速经济增长的信贷资源再配置,造成了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的过度供应,从整体上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的第一个贡献在于,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了政府通过控制成立新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使资源从效率相对较高民营企业流向由政府主导的效率相对较低的行业中,恶化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为Porta et al.（2002）基于国家间的宏观数据研究,关于政府对银行所有权会降低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与生产效率的结论提供了微观证据的支持。此外,现有的银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发现,政治选举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如投资行为（Julio and Yook,2012）,私有化行为（Dinc and Gupta,2011;Brown and Dinc,2005）,以及雇佣决策（Garvalho,2014）;政府还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如在欧债危机中,国内银行更多的持有了国内债券（Macro and Macchiavelli,2016）;Ongena et al.,2019),但是如（Garvalho,2014）指出的,官员的晋升激励对资源的配置效率的影响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第二个贡献在于揭示了一个官员为自身政治利益影响资源配置的新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对金融机构的支配能力,直接把资源配置到能够迅速提高其政绩的行业中,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本文的第三个贡献是,从银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受到较为严重的金融歧视,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给出了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