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20年为节点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也给当前的“脱贫攻坚”提前规划出了终点线。但这并不意味贫困的终结。相反,随着2020年的临近,对未来该如何看待贫困、又该如何应对贫困的思考也应当提上日程。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更加多维的角度,来观测贫困的产生原因,并以此对症下药。对此,本文聚焦于“贫困代际逆传递”这一现象,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贫困的代际逆传递是指父代通过自我剥削,使家庭内部资源大量集中于子代,造成子代相对富裕,父代相对贫困的现象,这是一种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反贫困机制。在“百善孝为先”的传统中国,以权力性为主,结合互惠性和交换性,共同构成了传统的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即我们常说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但在今天,随着家庭结构和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传统的家庭代际支持模式也随之改变,父代对子代的长期支持,开始变得更为普遍。教育的赋权,以及城市化带来的发展前景和物质改善,使得年轻一代更有能力和意愿,前往并留在经济更为发达城市。但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也致使城市的生活成本愈发高昂。当生活成本超过子代的经济能力时,家庭开始发挥作用。通过向上的逆向传导这一途径,父代最终成了这一成本的长期直接承担者。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这种支持不会成为父母们的负担,他们甚至更愿意主动提供这种支持,来助力子女的生活、成长,以体现自己身为父母的价值。同时,对贫困家庭来说,帮子女立足、助力其发展乃至摆脱贫困实现阶级跃升,同样也是他们强烈且正当的诉求。但这种支持行为往往带来的,是对本就贫困的父代的境遇和福利的进一步挤压。上述因为家庭内部资源大量集中于子代,导致子代相对富裕,父代相对贫困的现象,正是本文所讨论的贫困代际逆传递。此前,也有学者把这种逆向传递的贫困称为代际剥削。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在2015年得到的调查数据(2017年发布),以相对贫困为标准,使用A-F双界限模型对相对贫困群体进行识别,并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影响贫困父代支持子代的概率和规模的因素。此外,本文还针对数据分析展现出的特点,着重研究了居住距离较远,年龄在20-29岁间或育有孙辈的贫困家庭。这些家庭正是产生贫困代际逆传递的主要群体。本文研究发现,在贫困群体中,同样存在以牺牲自身福利,换取对子代进行支持的父代。贫困父代对子代的支持主要以经济支持为主,物品支持为辅。这种支持行为也对贫困父代的经济情况造成了较大的挤压,其精神层面也在无形中遭受了更大的剥削,较之净接收组,对子代有净支持的贫困父代面临更高的精神贫困和健康贫困。通过全样本回归以及有针对性的分样本回归,本文发现,贫困父代在支持子代时,会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和子代需要。自身情况较好、子代需要较大的时候,支持的概率也会更大。在决定支持规模时,贫困父代则更多考虑子代的需要,即子代需要多少,贫困父代就提供多少,体现出了一种无私动机。此外,研究还发现,贫困父代对子代的支持规模与养老保险呈现了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有养老保险的贫困父代对子代的支持规模会显著性增大,造成养老保险的指向出现偏差,导致其社会代际再分配功能降低。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低保政策、养老政策、住房政策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试图既缓解贫困父代的压力,也帮助子代在城市立足,真正实现“美好生活”和“全民共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