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于1895年完成小说《牛虻》,其主要讲述一个关于意大利独立革命的故事。全文围绕着主人公亚瑟的生活经历展开。牛虻从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到后来转变成一个对宗教有着深深仇恨的讽刺家和革命家。《牛虻》于1987年在英国伦敦第一次出版。出版后,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关注。然而,1953年《牛虻》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到新中国,在当时,《牛虻》几乎受到中国所有年轻人的欢迎,被一代中国人当作是革命小说的经典。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译者对译本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写,这些改写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正是由于这些改写,使译本成为了一个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译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思想。这个译本之所以受欢迎,一方面因为其所蕴含的革命和爱国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译本在语言上进行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方面的操纵。50年过去了,庆学先重新翻译了《牛虻》。这个译本给读者呈现的是一个不同于50年代的牛虻,是一个全新的牛虻。《牛虻》的革命小说经典的地位也不再是关注的焦点,而牛虻那种忠贞不渝的追求,那种不可调和的仇恨,以及那种感人肺腑的爱情强烈地吸引着读者。那么,为什么同样在一个国家,前后两个译本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而同样受到了接受国的欢迎呢?本文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出发,探讨这些问题。勒菲弗尔通过把翻译放到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层次地考察了影响翻译的各个层面的因素。他指出,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机制:一个外部机制,在文学与外部环境间保持联系,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赞助人(patronage)和意识形态(ideology);另一个在文学内部发生作用,其关键成分是诗学,被“专家”或“专业人士”所操控。翻译必定受到译者或者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翻译必定不能完全真实地再现原文的面貌,因此,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是再造文本的一种形式。勒菲弗尔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与操纵,本文将以《牛虻》在不同时期的两个译本为研究对象,比较这两个译本在文体风格、语言、修辞手法、译本的选取、对原著中心思想的诠释和文化的翻译等方面的差别,发现对《牛虻》这一文本的选择,在两个不同年代都深受我国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和操纵。在李俍民1953年的译本中,出现了很多删节和改写,有些是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当时诗学的影响,还有些是赞助人压力的影响。而庆学先2005年的译本较为完整的展现了原作,体现了新时代条件下,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译本的不同需求。通过这些对比分析,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诗学借助赞助人的力量对译者的操纵,从而达到操纵译文及出版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加深了对翻译现象的认识,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宽更广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