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道教全盛时期。元蒙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利用中原的全真道、正一天师道等宗教的力量来辅助统治，道徒和道观的数量由此大大增加。道教领袖们利用其政治地位，积极救助战乱中的民众并向朝廷荐举儒士，所以道教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信仰。 道教领袖的儒士化使元代道教带上了浓郁的士大夫特色，因而道士与文人的结衲十分普遍。在此种社会思想潮流下，元代诗人大量地隐居学道，杨维桢是这些诗人的典型代表。本文以杨维桢为例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元代诗人的隐居与学道是与元代缺乏儒家人文关怀的特定背景息息相关的，它是作为儒生的诗人们基于儒家文化理想的基础上，由于受元代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道教的影响，而具有的道教社会实践。 元代诗人中还有许多道士诗人，全真教著名领袖邱处机就是其中较出色的一位，但邱诗的思想成就高于其艺术成就。非道士诗人在具有道教倾向的文艺潮流之中，写下了大量的代表元诗最高艺术水平的道化诗。这些诗从影响方式可分为受道教直接影响的诗歌与受道教间接影响的诗歌，前一类型包括两种：一为诗人与道士之间的赞美式的酬唱赠答诗，二为带有沉重思绪的游宫观山水诗；后一类型包括三种，一为学陶渊明的冲淡诗风和躬耕隐居的诗歌，二为学李白、李贺的自由张扬与具有神仙思想的诗歌，三为羡慕道徒隐居和飞升成仙的慕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