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的发生,因现代文学的学科特殊性,以及其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使得关于它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本文同样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过由于“文学”在近代并不完全具有今天意义上“Literature”的含义,而且在舆论界中的地位也远不如“政治”重要,因此本文并不从文学内部出发,而是将其纳入到民初的“言论”视野中,讨论“文学”在以“政治”为主导的言论界中经过何种升降、作为“言论”的“文学革命”又是如何发生的。本文主要以1912-1919年为研究时段,以章士钊、黄远庸、陈独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纵向上以时间为线索,以时事政治为推进的动力;横向上则考虑民初言论趋向的整体变迁。涉及在以“政治”为旨归的前提下,不同的言论者对于言论趋向如何进行选择。这样也会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带出更多的维度,以丰富“言论”的视野。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首先介绍问题与方法,并对主要概念做出界定。而第一章则以晚清时期革命、立宪两派合力完成“辛亥革命”为讨论的起始,着重突出代表西方政治想象的“民国”与“共和”之于他们的意义,以及“言论”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分别与革命、立宪两派颇有渊源的章士钊、黄远庸,在民元的政治言论中,会形成两种带有鲜明特点的言论趋向:前者诉诸政法学理,后者敏感于“人心”“民气”等抽象问题。　　 第二章则是探讨在两种言论趋向之间,言论界普遍接近黄远庸一脉,但其言论中心多停留在“伦理道德”之上,并没有溢到抽象心理的层面。由于时政的变化与“共和危机”的出现,“伦理道德”因其过于简单普泛,反而有言论失效的可能,各种趋向之间的融合与变异在所难免。进而在政治形势的推动下,形成了两种新的言论趋向:“政治”、“社会”改革孰为先。同时,黄远庸以“人心”“民气”为思考的出发点,提出“新文学”的主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入到新的言论趋向的对立中来。而这些言论的融合与冲突、抉择与取舍,恰好都在章士钊的《甲寅》月刊中表现了出来。　　 第三章首先以帝制阴云为时事背景,探讨身处国内言论环境中的陈独秀和其《青年杂志》,在“政治”“社会”两大言论趋向的抉择中,逐渐生成了以“人”为本位的新的言论趋向与精神。并且又因为扩展到了“思想”与“修养”等问题,所以“文学”与“道德”成为了刊物的两大言论话题。而在杂志改名《新青年》之后,胡适带来了以语言革命为核心的“文学革命”主张,陈独秀因与之思路不同,逐渐淡出了“文学革命”的讨论。但在“孔教”问题上则因“伦理道德”与“政治”问题的紧密关系,从而再度激发了陈独秀讨论时政的兴趣,也导致了“文学”与“政治”在《新青年》言论中最终的分野。　　 最后则以“馀论”的方式简单梳理章士钊、陈独秀乃至胡适在“后文学革命”时期各自不同的言论状态。审视他们在所谓“文学”的言论中,各自所持的姿态与界限,以及对言论视野中的“文学”始终难以超越“政治”的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