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是古罗马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与法学家,理解西塞罗有助于理解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系与法律观念。《论共和国》作为西塞罗表达政治与法律思想的关键文本,在西塞罗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厘清西塞罗的政治思想,本文力图从现存的《论共和国》残篇入手,结合西塞罗的其它文本以及相关的希腊作家文本,对《论共和国》的历史背景、写作意图、情景设计与理论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阐释。在这一阐释过程中,笔者认为西塞罗的写作与罗马共和制度走向衰亡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关。罗马共和制度在罗马完成对外扩张后出现了制度性危机,西塞罗自身深刻感受到了这一危机并在此背景下进行其文本写作。其写作意图在于运用其哲学与修辞学才能,在阐述最好政体的过程中对罗马贵族青年进行政治教育,消除国家分裂的危机。为此,他首先在文本中首先表达了政治相对于哲学的优先性。在对话情节上将这一对话体文本的时间、场景与人物进行了相应设定,随后在这一背景下对最好国家与最好政体的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他以传统罗马为例,分析了罗马的混合政体制度,宣扬罗马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政体。在罗马政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最好公民”与城邦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西塞罗的文本设置之外,本文还讨论了西塞罗笔下的罗马政体与波利比乌斯的描述之间的区别。作为西塞罗所借鉴的希腊作家,波利比乌斯的描述表面上看来与西塞罗的相一致,但是,无论是在写作意图还是对罗马所持的观点上,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在西塞罗借小西庇阿之口描述罗马历史的过程中对罗马的历史进行了刻意的美化与掩饰,他将罗马政治与正义统一起来,并由代表罗马传统的莱利乌斯针对卡尔尼德的反正义演说进行辩护,认为罗马的统治与正义一致,是永不衰亡的。而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罗马的正义性是值得怀疑的,罗马混合政体更不是不会衰亡的。唯一相同的是,两者都认为罗马的古代风俗与宗教精神是罗马成为伟大国家的原因。本文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是因为两者对罗马理解的根本差异,而是出于两者写作目的的不同,波利比乌斯地写作在于揭示罗马成为帝国的原因,而西塞罗地写作是出于教育青年的需要。两者其实都不会相信罗马的永恒性。而对西塞罗的《论共和国》文本分析,为我们厘清了这种写作意图下西塞罗所代表的古罗马共和观念与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