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人类社会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人逐渐成为历史的尺度，现代性成为思考和分析人与社会变迁的核心概念。综合并借鉴关于现代性的相关理论，以人的生活为中心，从现代性角度切入近代中国的历史，既有利于贴近历史的真实，又有助于历史与现实的沟通。鉴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准确性、科学性的不足，有必要加强对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生活与现代性程度的计量研究。民国时期留下的大量调查统计资料尽管有缺陷，但仍然为计量分析奠定了基础。城市居民生活与现代性涉及的内容及调查统计资料很多，需要建构科学的社会指标体系，才能抓住关键的、有代表性的项目展开系统的计量分析。社会指标体系有不同的类型。建构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生活与现代性的评价性指标体系应该遵循简约性、可行性、时代性、可比性等基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及研究的主题和目的，物质生活与消费水平、群体生活与社会交往、文化教育与精神生活等共同构成基本的一级指标。 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走上了新的道路。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城市数量和类型增多，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成为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从客观效果看，城市化呈现出区域性、层级性的突出特点，并伴随有先天性缺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政府和市场两种不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进一步增加，城市得到新的发展。城乡人口的划分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无论以居民点人口规模为标准，还是以居民职业身份为标准，该时期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都有一定的提升。根据1936年全国各选举区户口统计及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对我国城市人口数量及其具体分布情形加以粗略估计，为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生活与现代性状况的计量研究奠定基础。 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与消费水平可通过收入与消费品价格、消费额与消费结构、医疗卫生状况等3类二级指标得到较好的体现。收入与消费品价格结合起来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人们的购买能力及富裕程度。消费额与消费结构基于需求的多样性和层级性，能够揭示出生活质量、消费偏好、需求满足水平等。医疗卫生状况则从消极保障的角度刻划出人们抵御疾病的环境和物质技术条件。由于职业、职位、地域、资产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居民的收入显示出鲜明的分化，不同群体的消费额和消费结构具有很大差异。从时间上看，1928-1937年间城市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没有大的变化，处于维持基本生活的境地。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城市医疗卫生条件更胜过农村很多。城市中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有效控制了主要烈性传染病的肆虐，降低了人口死亡率，提高了生存质量；同时也以有力的事实揭示出现代医学的力量，影响着人们关于疾病、生命乃至整个世界的态度和观念。 群体生活与社会交往的核心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家庭生活与妇女地位、组织与社团生活、交通与人际互动、离轨行为等4类二级指标可以较好地刻划出这方面的情况。家庭是是最初、最基本的群体形态。组织和社团是次一级的群体形态，是群体生活逐渐法理化的产物。交通和人际互动则在更普遍的意义反映人们社会交往的频度、深度和广度。离轨行为是群体生活的病态指征，是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协调的音符。它们从社会关系的不同层次或向度阐明群体生活与其中的现代性状况。与农村相比，城市居民的婚姻向着有利于个人的方向发展，家庭规模变小，个人自主权扩大。受现代职业和新式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核心家庭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结构形式，家庭生活的民主程度提高，妇女地位上升。现代组织和社团的发展扩大了业缘关系的 歹回回【、傅士牢位论又 W DOCTOKAL DISSERTATON 空间和法理型权威的影响，培育着城市居民的公民人格、权利意识，提高了社会参与的能力和 程度，是促成个人现代性的重要力量。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城市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的 性质，熟人社会逐渐隐退，人际关系非倩感化。城市中，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构成的传统整合 网络逐渐解体，城市居民失去了旧有的归依和约束，自杀、犯罪等离轨行为增多。这是社会转 型常有的负面效应或代价，一些研究停留于表面现象，通过生计困难、家庭纠纷、人际关系恶 化等因素对离轨行为进行解释是不恰当的。 文化教育和精神生活可以通过外部设施与条件、学习与休闲、心态与追求等3类二级指标 进行描绘。前两类是客观指标，分别从外部条件和实际效果上反映人们的精神生活状况。由于 精神生活直指人们的内心，仅用客观指标很容易导致表面性的肤浅认识，因此还需要心态与追“ 求这类涉及内在态度的主观指标。心态与追求不仅直接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测度，而且还是 解析各种客观指标时不容忽视的前置变量或中介变量。民国时期，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 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大众传播媒体都得到较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很不均衡，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具有更优越的文化教育设施和条件。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几乎更是城市居民的专利。文化 教育设施的城乡差异不仅表现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表现为穷乡僻壤与现代文明本身的隔 绝。不仅城市中受过各级教育的人数比重远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