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发挥文艺的宣传力量,1938年8月,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在救亡演剧队和各地爱国民间剧团的基础上,组织建成了10支抗敌演剧队和4支抗敌宣传队。获得合法身份后,8月下旬,各个演剧队先后从武汉开赴各大战区工作,通过巡回演出、访问劳军等方式,将抗战的火种带到了全国各地。抗敌演剧队延续了救亡演剧队时期业务民主、生活民主、经济民主的工作作风,在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残酷政治迫害的夹击下,维持了国统区的文化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敌演剧队最长的历时11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观众不计其数,在人类话剧史上,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在话剧艺术的探索上,抗敌演剧队也进行了独特的尝试,将话剧从城市带往农村、部队和战区,推动中国话剧从狭小的舞台走向广阔的天地,进而发展为具有广大观众基础的人民戏剧或新兴的民族戏剧。在这一过程中,话剧已有的形式和内容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造或变通,以适应战时演剧的需要。过去的研究一般聚焦于演剧队的“草台戏”时期,对其后期的正规化、职业化演剧尝试涉及较少。第一章探讨了演剧队在乡间和前线的演剧活动。为了应对艰苦环境带来的种种挑战,演剧队在演剧方式和剧作内容上做出了相应调整,尽管很多都是无奈之举,但他们的话剧演出在抗战艰苦岁月给大方后民众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在演剧的过程中,演剧队不仅普及了话剧这一新兴剧种,也将现代意识和国族观念带到了文化欠发达的偏僻乡野与战火纷飞的前线。1941年后,演剧队自身也进行了职业化转型尝试。第二章论述演剧队的经费机制对演剧队的影响。官办剧团与职业剧团的根本区别,一个是政治身份,另一个就是盈利制度。抗敌演剧队早期通过国民政府的拨款维持活动,完全无需考虑市场,可以专心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然而由于经费屡遭迟发、扣发,生存艰难,造成了人员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演剧队的生存,同时经费的欠缺也严重限制了演剧水平的提升。物价的飞涨和经费的入不敷出,逼迫演剧队寻求转型,部分演剧队开始卖票演出。第三章关注演剧队政治身份的两难困境。由于演剧队内部有大量的共产党员,没有入党的队员也大多心向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抗战政策。而他们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在国民党的军事管辖区,所以很受国民党的忌惮,导致演剧队经常遭遇政治审查、政治迫害。和当局的拉扯周旋无疑耗费了演剧队大量的精力,直接造成了多支演剧队的解散。在面临政治迫害时,郭沫若和张发奎二人给演剧队提供了大量帮助,在过去的文献中人们谈的最多的是周恩来对演剧队的领导作用,对郭、张二人的贡献谈得较少。第四章聚焦于演剧队的剧目建设和角色配置。由于抗战时期普遍的“剧本荒”,演剧队早期尝试了大量的剧本创作,其中大部分确实是为了解决当地问题而套用“抗战八股”的“急就章”、应景戏,剧中角色塑造存在脸谱化、单一化的问题。1941年后,在城市中的演出给演剧队提出了新的要求,剧本就大多选取名家名作,以改编为主,取得了良好效果。第五章关注演剧队的表演、导演与舞台艺术方面的探索。从早期集体导演的粗糙“草台戏”,到逐步形成自己的排演体系;从早期街头剧的“过火表演”,到逐步对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学习领悟。演剧队的演出融合了多种民间曲艺形式,为了丰富舞台呈现效果,在捉襟见肘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土法”发明创造,在照明、布景、化妆方面也有许多新经验、新突破、新收获。结语部分,对演剧队进行综合评判。演剧队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形成了中国话剧中的“演剧队模式”,这一模式在1949年之后被继承下来,由此形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演剧队传统”。尽管演剧队的演出存在很多问题,但它对中国话剧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其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总结、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