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信息社会,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相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变,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以及对“人”的关注,倒逼政府改革。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遭受诸多挑战,完全依赖政府强制力推进的城镇化模式也面临发展瓶颈,实现城镇化转型迫在眉睫。论文选取“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成都模式”这三个典型的案例,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论证新型城镇化中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苏南模式”是在乡镇企业推动下,以行政力量为核心动力,农村就地推行城镇化建设的传统模式。“温州地区则依靠市场主导下的民营经济开启了异地城镇化历程。在当时,两地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显著提升。然而,曾经一度被效仿的苏南与温州经验在经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后,也与很多地方一样遭遇了瓶颈期,面临很多现实问题与矛盾。新公共服务理论与治理理论的传播为我国传统城镇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导向。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转变过去那种偏重寻求效率而忽视长远利益的做法,政府以服务者的角色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治理理论的核心在于多方力量协商共治。二者的目标取向都指向服务型政府模式,倡导城镇化的转型关键在于政府的转型,从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型政府转向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保障人的权利,尊重公民意愿,发挥公民的自主性。“成都模式”的成功也为其他地方城镇化道路的转型提供了可借鉴思路。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实施从理念到行为的彻底变革,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力量,在合作治理框架下提升服务效能,推动公共服务的平等共享。通过比较分析这三种城镇化建设道路可以看出,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是重要主体。进一步比较政府在其中的职能表现,发现苏南与温州的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重心在于经济建设,城镇数量与规模得以扩张,公共服务却出现欠账。虽然苏南与成都各级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都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前者是政府主导,后者在政府引导下注重发挥市场与公民的自主性。而对于“温州模式”,虽然积极发挥了市场力量,但政府把职责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一并推给了市场,造成公共服务职能缺位。理论与实践证明,城镇化的转型关键在于正确定位政府角色,转变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从价值、结构及工具层面构建服务型政府。价值层面,树立服务理念与治理思维,重视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结构层面,协调各地方政府间的关系,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治理格局,协调治理公共问题;工具层面,以政策协调强化公共服务制度的实施,以诉求表达渠道的畅通协调各主体利益,以实现城镇化的实质内容即利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