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州是民国时期西江流域仅次于广州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其位于广西的东部,为粤港澳地区沿西江溯滇黔桂的必经之地,是滇、黔、桂、湘、云的物资集散地与出入口的门户,然而民国梧州却常遭特大水灾及其影响甚巨。水灾作为环境变动的具体体现,目前学界侧重于广西灾害类型、施粥筹款等施惠于一时的“消费性”救济措施和民间力量所起作用的研究,对民国时期梧州水灾的研究则付诸阙如,这与梧州对广西乃至于西江流域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相称的。因此,通过探讨民国时期梧州水灾的成因、分布状况、危害和政府、民间力量的应对措施,深入细致地考察工赈这种从根源上降低水灾影响与恩泽后代的“生产性”救济的具体运行、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力图揭示西江流域水灾环境影响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变化及规律,并对当今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考察了民国时期梧州地区水灾的成因、分布状况和水灾规律。民国时期梧州水灾之兴,除了受自然因素影响外,更与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民初以来长期的战乱、新旧桂系防灾减灾不力、农村经济落后等人为因素息息相关。梧州水灾分布总体上呈现民国初期、后期多于中期的特点,并表现出随时间推移而多发的趋势。具体而言,在时间上,几乎无年不灾,且民国初期、后期大洪水较密集;在空间上,西江流域各县水灾次数以梧州城区为最,且到了民国后期,以蒙山、岑溪、藤县、平南为主的中上游水灾次数递增,水灾重灾区分布范围扩大。梧州地区水灾具有多样性、集中性、伴发性的规律。第二章论述了民国时期梧州地区水灾的影响。水灾造成农业损失惨重,农作物减产、农田退化、耕种面积减少。水灾直接威胁着成千上万民众的性命,使得民众走死流亡。水灾还引起商业市场的萧条,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衰退。第三章分析了梧州政府与民间组织应对水灾的不同措施及效果。水灾给执政当局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对此,中央政府与广西省政府形成了一套严密且完整的赈灾机制;此种机制下,梧州政府采取了组建临时赈灾机构、调查灾情、报灾募赈、发放赈款赈物、蠲免钱粮等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长官赈灾能力下降、放赈人员效率低下等诸因素制约着赈灾工作的良性运转,使得政府赈灾权利逐渐让渡给社会。赈权让渡实质是政府对社会整合能力下降的一种无奈选择。与此同时,以梧州红十字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梧州红十字会是由政府与社会力量联合成立的组织,属于半官方救灾组织。较之其它社会救灾组织,梧州红十字会的救灾机构、资金来源、急救工作更具代表性。它的救灾,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民生,暂时实现水灾危机下的社会控制;但救灾的实质是依附性合作,为民国后期逐渐退出救灾主导地位埋下伏笔。第四章考察工赈的主要内容、工赈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工赈作为行之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民国后期梧州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与发展。受孙中山、珠江水利总局及外国人士针对梧州灾后重建方案的影响,梧州各级政府组织民众开展疏浚西江河道、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工赈项目;同时,因在树木的“保护”与“砍伐”、水利的“修复”与“荒废”中利益冲突,工赈主体间摩擦不断。第五章对民国时期梧州地区工赈进行总体评价。各方冲突在政府力量的强有力干预下平息,政府在工赈中重新确立了权威。工赈的实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上,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保存农村劳动力;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航运业的发展;在社会上,有利于预防水灾,改善生态环境。但也存在着治标不治本、环境仍遭破坏、未能彻底解决水患等问题。结语对民国时期梧州地区水灾和政府、社会组织、民众之间的互动进行了总结。民国时期水灾各方应对经验为当今梧州、广西乃至西江流域的救灾工作提供了借鉴,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两方面的能动性、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建立完善的灾害保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