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股东信”既是公司公关的重要工具,也是公司高层和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前人研究显示,不同经营业绩会对“致股东信”的可读性、主题以及(好/坏)消息归因等内容特征造成极大影响。但是,该类研究主要从内容层面探索经营业绩是否会对“致股东信”的内容特征产生影响,以及“致股东信”中哪些内容特征会受到经营业绩的影响。相反,鲜有研究从模糊限制语和自称语等微观的语言特征层面来进一步探索“致股东信”中的内容特征是如何受到经营业绩的影响的。本文基于Hyland的人际元话语模型,旨在探索不同经营业绩对“致股东信”的语言特征所产生的影响。元话语是作者在文本中用来组织语篇,表明自身态度和立场以及与读者展开互动的语言资源。本文着重研究元话语中的互动元话语。该类元话语重点展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以此为宗旨,本文搜集了《财富》500强榜上的八大美国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2007年至2009年)和后金融危机时期(2013年至2015年)共48篇“致股东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两个小型语料库。作者采用卡方检验对两个时期的互动元话语频数进行了定量比较,并结合例子对频数的异同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两个时期的互动元话语频数存在显著差异。在金融危机时期,自称语大幅减少,而模糊限制语则大幅增加。这表明了银行高层在该时期与坏消息保持距离的倾向。相反,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自称语的频率相对较高,而模糊限制语则相对较少。这显示了银行管理层在该时期强调自身在文本中的存在感,以及将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自身的倾向。相较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介入标记语在金融危机时期的高频使用则体现了银行高层在经营业绩不佳的情况下,更急于与读者缩短距离,并与其就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及应对措施进行公开讨论。而消极和积极态度标记语在金融危机时期的平衡使用则体现出了银行既要汇报低迷财政业绩又要树立股东信心、维护自身形象和权威的复杂情感。相反,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态度标记语则呈现出单一的积极情感。相较于后金融危机时期,强调标记语在金融危机时期的大量使用则体现了银行勇于承认损失,并积极提出解决对策的真诚态度。本文从语言特征层面上对不同经营业绩下“致股东信”的文本构建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本文也为如何在经营业绩不佳的情况下编写出一封优质的“致股东信”提供了一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