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刑事诉讼首先是以控辩双方立场对立为前提,以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为基础而不断建立起来的,体现了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对抗性态势。但近年来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实践也表明,控辩双方也可以以利益妥协为基础而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从而形成了与对抗性司法迥异的合作性司法,并且逐渐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司法潮流。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与变革也根植于这一背景之下,一方面,为了实现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我国近年来的刑事诉讼改革整体上一直朝加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制度转型和实践需求的双重动因,我国刑事司法中也不断显现出控辩合作的萌芽。而无论对抗还是合作,在我国都远未定型,还处在调整、变化之中。因此以对抗与合作为主线探讨我国控辩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定位便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硕士论文除引言外,共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对现代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对抗与合作进行了概括性分析,概略地指出了现代刑事司法观念的变化,确定了本文论述的主题。文章认为,“对抗”的含义既可以指整体上的诉讼模式,也可以指具体的诉讼活动,因此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宏观上，对抗制与非对抗制模式的划分,一方面确实反映了刑事诉讼推进的不同方式,但另一方面更要看到不同法系国家在诉讼模式上的融合趋势;而从微观上看,立场对立的控辩双方以攻击和防御为表现形式的诉讼活动则带有普遍性。在对“对抗”的含义有了明确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以利益观和价值观对峙为特征的对抗性司法模式。与此相对应,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也不断出现以“利益兼得”为理念的种种控辩合作形式,并且体现出从对抗到合作的刑事司法新趋势。　　第二部分对我国控辩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重点指出了现阶段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文章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讨论了控辩对抗的法理和要点,认为控辩对抗不仅具备正当性的政治前提、哲学根基和法律基础,而且在现代刑事司法中也具体体现为一些基本的要点。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作为现代刑事诉讼基石的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二是以司法权对追诉权加以制约;三是赋予被追诉者一系列程序性权利来对抗追诉方的权力;四是确保控辩双方有效对抗的权利技术性机制的设置。相应地以这几个方面为参照,通过对我国控辩对抗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控辩对抗已具备了基本的规范和实践。但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整体上说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对侦查权力的制约机制极其疏漏;有关辩护制度的规范和运作还存在较大问题;证据立法上也缺乏控辩双方平衡的机制;而庭审活动比较有利于控诉方,还无法形成均衡和有效的对抗。　　第三部分讨论了控辩合作在现代刑事司法中发展的动因,并重点考察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控辩合作的主要形式。刑事司法现实带来的新挑战与各国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是推动控辩合作的主要动因。我国的控辩合作也是上述原因推动的结果,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主要体现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实践中的暂缓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的简化审理程序;中国式的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等。这些控辩合作有一些制度上的依据,但更多体现为实践中的创新,有时还存在着不规范和不统一的做法。　　第四部分立足于我国控辩关系发展趋势的双重定位,以对抗与合作为中心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具体思路和建议。对抗与合作在控辩关系中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诉讼理念,相互对立。但两者也有统一之处:一是整体价值上能够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对抗与合作也有着共同的制度要求。可以说,对抗与合作勾勒出了我国控辩关系发展的双重趋向。首先为了保障人权和提高诉讼程序的合理化,我国需要在一定限度内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具体说来:第一,积极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第二,严格规范和控制侦查权力的行使;第三,正确定位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第四,切实保障辩护权,增强辩护方的防御能力;第五,建立、健全庭前预备程序,促使庭审抗辩程序的实质和高效;第六,继续庭审制度改革,完善各种配套措施。同时为了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增强刑事程序的柔性,提高程序的个体参与性,我国也要有限制地确立一些控辩合作制度:一是要明确规定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二是增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扩大控辩合作的制度选择形式;三是贯彻刑事和解理念,建立规范有效的制度通道;四是整合出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的简化审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