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订施行后，挪用公款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诸多疑难争议问题，困扰着司法实务，也引起了刑法学界的普遍关注。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挪用公款罪的具体适用问题，两高曾先后颁布了一些司法解释和对具体适用问题作出答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如何理解“归个人使用”也作过立法解释。这些解释和答复对有关刑法规范所作的诠释，大大增强了刑法的操作性，消除了刑法司法实务中的不少分歧。但是，司法解释及答复等规范性文件仍是一种普适性的规范，同时也不可能完全辐射现实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所以结合实际需要展开的相关理论研究，对于司法实践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着重探讨挪用公款罪中的六个疑难问题，以便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提供良好的参考依据。 一、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首先回顾了挪用公款罪主体的立法演变，分析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法定的身份，二是工作性质是从事公务。阐述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包括两类：一类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另一类是在非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称之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基层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党组织成员是否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或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由此导致了对上述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有关犯罪案件管辖分工不明，影响到案件的及时处理，成为当前农村、基层反映较多的一个问题，亟须解决，笔者在文中结合法律规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挪用公款罪的归个人使用。对于如何理解“归个人使用”，司法解释曾有过几次反复，立法机关对这个问题也专门进行了立法解释，按照法律规定，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是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是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三、扣俘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根据法律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但在司法实践中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还包括公物。在公款中，既包括承包企业中的款项，这取决于承包的性质和承包的方式，又包括单位中的“小金库”、非国有性质企业中的资金及公款所生之利息等。在公物中，仅指特定物，即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一般公物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四、挪用公款罪的数额。法律对数额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由于这一规定比较宽泛笼统，加之挪用公款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分歧较大。笔者分析了常见的三种情形:一是同种用途的多次挪用公款数额的如何计算;二是异种用途的多次挪用公款数额如何计算;三是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数额如何计算。 五、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实践中，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有三个疑难问题:一是哪些人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二是不同特殊主体身份的内部人员勾结共同挪用，如何区分此罪与彼罪?三是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情况下，如何界定使用人的罪与非罪?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虽然大多数案件，作为公款的使用人才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但根据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非使用人同样可以帮助或者教唆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不能排除非使用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对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应作具体分析:一是两人虽都有特定的身份与相关的职务之便，但只利用了其中一个人的职务之便的，应构成该特殊主体性质决定的共同犯罪;二是两人在实施共同挪用犯罪中，分别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共同完成犯罪的，应分别定罪。对第三个问题，高法解释肯定了使用人可以成为共犯，但这一规定同时也明确使用人要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使用人是自然人个人;二是使用人主观上必须与挪用人有挪用公款的共同故意;三是客观上，使用人的犯罪行为不仅表现为使用了公款，而且还在于指使或者参与挪用公款的活动。笔者还对使用人不构成挪用公款共犯的三种情形进行了阐述。 六、挪用公款罪的认定。分析了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挪用公款与借贷公款行为进行了区分，关于本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区别问题，除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和行为条件方面不同外，侦查机关和刑事责任也不相同。关于本罪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区别问题，笔者认为:一是法律对主体的规定不同，二是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挪用对象是特定款物，而挪用公款罪一般意义上只是公款，三是挪用的含义不同，四是行为条件不同，此外，侦查机关和法定刑方面也不同。关于本罪与贪污罪的区别问题，笔者认为:一是犯罪目的不同，二是犯罪对象范围不同，三是犯罪手段不同，笔者还对实践中常见的以挪用公款的手段进行贪污与挪用公款不退还的区别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