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16年5月发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纲要把创新驱动战略纳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这一举措并不是说明创新在以往不重要,恰恰相反,创新于国家和企业一直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在我国经历了由单一要素驱动(资源、人口、环境、投资)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后,创新驱动显得愈发重要,唯有创新和研发才能使国家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企业是国家创新的主体,高管作为企业的代理人,掌控着企业关于研发投资的重大决策权和执行权。而研发投资风险高、周期长带来企业短期业绩下滑是导致高管投资意愿不强的原因之一;研发投资专业化程度高、评价机制灵活是部分高管过度投资侵占研发资源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投入产出不配比的原因之一。针对高管研发投资不足和投资效率低下的双重问题,可以从高管薪酬激励和加强薪酬业绩考核着手,因此本文拟探讨研发投入及产出、高管薪酬和企业业绩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解决公司治理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充分分析国内外文献和近几年研究趋势的基础上,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高管薪酬理论、企业业绩理论和创新理论,对研发投入强度及研发效率、高管薪酬、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了5个假设,选择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6234个观测值对以上5个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以下三个部分:(1)构建以高管薪酬为因变量,公司业绩为自变量,并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对假设H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进行实证检验。(2)将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效率分别加入第一个模型中,对假设H2a、H2b(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进行实证分析。(3)将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效率分别作为调节变量,分别构造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效率与企业业绩的交叉项加入多元回归模型中,对假设H3a、H3b(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效率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建立起了基于会计业绩型的薪酬契约制度。(2)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强度正相关;高管薪酬与研发效率正相关。这意味着为了促进公司研发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缓解高管的研发风险规避行为,增强研发力度和研发成果,公司股东对高管实施了一定程度的薪酬激励。(3)研发投入强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研发强度越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研发效率也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研发效率越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过程中尚存在较严重的代理问题,研发活动突显了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因此为了降低高管侵占创新资源的机会主义动机、提高公司研发投入的效果和效率,公司治理层对创新投资较大的公司加强了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考察。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上市公司建立基于业绩型的高管薪酬契约制度和对高管实施短期货币性薪酬激励能够提高公司创新力度和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更进一步的研究说明增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可以促进公司研发活动的规范性,减少代理问题,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力度和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