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资源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有着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野生动物的生存权益受到威胁。保护野生动物,特别是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出售、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屡屡发生,刑法作为法律中最严厉的保护手段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是一种必然选择。随着本罪案件增多,案情也愈来愈复杂,一些立法和司法上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社会争议较大的案件,引发了民众对本罪量刑过重的热议。本文试图采用案例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对本罪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地研究并提出建议,以期引起相关部门对本罪定罪、量刑的思考,尽快修改司法解释以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介绍非法出售、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第二章以“深圳鹦鹉案”、“河南大学生掏鸟案”和“杨圣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三个案例为切入点,简单介绍了三个案件的案情,分析了三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归纳了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系统地分析本类犯罪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现行司法解释将人工饲养繁殖的野生动物解释为刑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系类推解释,超越了刑法保护范围;我国刑法目前尚未规制行为人“持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待售的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犯罪未遂;刑法条文罪状中的“明知”不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犯罪对象的自然属性,也应认识到社会属性等;无证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行为,情节轻微的应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第四章根据我国国情对非法出售、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出建议。司法解释应当对现行刑法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概念进行缩小解释,应以制度为导向鼓励人工驯养繁殖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同时修改司法解释中对本罪犯罪情节单一的认定标准,设置合理的量刑梯度。量刑时也应重点考察被告人主观恶性,注重罚金刑与其他非刑罚措施的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