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源自女真族之狩猎组织“牛录”。初建之时,寓兵于农,乃“兵民合一”之部族组织。旗人“出兵入农”,遇有战事,裂分所获,兵马器械皆由自备。入关之后,满洲统治者改革八旗制度,不但对旗人实行豢养之策,还给予种种特权,倚为“国之根本”。但随着“国朝”承平偃武,旗人生齿日繁,致使出现了大量旗人闲散余丁。他们既无它途谋生,又无新增饷兵数额,“旗人生计”日益艰窘,无以为继。满洲统治者为保证“国之根本”的稳定和效忠,保证八旗兵源的稳定,就“旗人生计”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解决措施。但随着生计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国家财政的日益枯竭,豢养之法已不能照旧执行下去。到内忧外患的清朝后期,清廷再也不能后随前规,遂逐渐放宽限制,改革八旗制度。向来论者大都以为清代旗人生计问题严重的原因,实乃八旗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也有以为这是由于旗人腐化堕落、游手好闲、沉迷梨园所致。然鲜有论者关注八旗制度的另一面,即八旗乃清朝统治者所依赖的统治根本,八旗制度是强化族群认同与保护满族民族特性的手段。但正是这一主观上的趋利政策,导致了八旗力量的衰落,激化了满汉矛盾,最终导致了满族统治基础的衰落。所谓“富强霸术,利害相参”。正是满洲统治者在保护“国之根本”的同时,也作茧自缚,使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显然,八旗制度对于保持满洲民族认同感,维护八旗武力兵源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对旗人的过度限制和束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不容忽视。然而,这种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热河驻防八旗作为清代八旗体系的一部分,是清代八旗制度及旗人生计问题的一个缩影。以热河驻防八旗为切入点,研究热河旗人的生计来源以及生计问题,可见微知著,窥一斑而见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