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在近代包括多个县,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历史上也曾在多数时间内基本隶属于一个行政区域,至今这些县还都位于现在的郑州范围内。郑州自远古以来,虽然一直也算是一个四方汇聚过境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在清末却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内陆城市。不过幸运的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却由于铁路兴建等原因,郑州地区的经济逐步发达起来,其核心城市更是享有“小上海”、“小汉口”甚至是“东方芝加哥”、“北中国命脉”、“北方交通线上的头脑”等美誉。这一城市经济的历史蜕变堪称是一个“工商业近代化的奇迹”。该文即是对郑州这一历史变迁的整体面貌、历史过程、根本动因、总体特征等重要问题,从工商业角度予以的一个理性思考。作者获集了视野范围内郑州近代各种档案类、志书类、公文类、报道类等文献以及学术先贤的有关学术论文、论著,对与郑州近代工商业有关的各种内容,重新按照时间脉络为经,行业类型为纬,历史演进、经营管理模式、工商业组织等为主要内容,较为全面系统地对资料予以了重新淬炼、逻辑融合以及系统化思考。以此为学术基础,在“总体史观”视野下,以现今郑州整个行政区域为空间范围,以1904—1948年为时间范畴,运用历史学、社会史学、经济史学和统计学等方法,对于郑州近代历史上的工商业予以了综合性研究。其中对于这一区域工商业近代化历史背景、历史阶段的论述,以及在区域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对工商业街区、集镇空间结构的论述,对于工商业近代化嬗变的整体特征的提炼和总结基本属于宏观研究;对于工商业中代表性行业的近代化过程、工商业中代表性商人类型、工商业近代化过程中新式企业内部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有传承又有革新的工商业经营模式和营销策略、工商业组织及其公共领域社会活动等五个方面的论述属于中微观方面的研究。该文通过研究郑州工商业近代化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发展的五大阶段,阐明了郑州近代工商业历史的时间演变轴、“重商轻工”的结构性问题及其跌宕变迁的重大历史原因;论证了郑州作为十字形铁路经济走廊枢纽的独特经济地理区位优势、交通运输方式、效率优势以及内陆商埠安排的制度优势;参考“中心地理论”、“施坚雅模式”、“经济的空间秩序论”等,从宏观上提出在郑州近代区域内甚至是京汉、陇海十字形经济铁路经济走廊牵涉的范围内,工商业街区、工商业集镇、城市和郑县工商业区之间,都存在以火车站—商埠为中心或者郑州经济地理单元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模式,以及在这一模式下出现的工商业空间变迁和呈现的三级或者多级区域中心经济结构;依据学术主题和问题为标尺作合理取舍,对于整个郑州近代范围的工商业选择具有基础性、重要性和代表性的行业,对其历史发展予以专题论述;论证了郑州近代工商各行业较为普遍地存在技术内生性弱、产业层次总体较低、严重依赖铁路和棉纺织业、重商轻工等产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阐明了缺乏本土地缘性和亲缘性工商业力量、区域内经济发达程度差异明显等,是其工商业经济总体呈现汇聚、离散特征更为典型、“过境式”经济形态更为明显的重要原因,也因此其相对于别的工商业城市更容易受到了各种社会形势和自然灾害的多重影响,从而表现为更容易随风而变的繁荣和萧条;对于特殊商人类型的论证表明,当时郑州工商业呈现出明显的军商、军政商一体化特征;对于工商业内部组织架构、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发现,郑州工商业近代化存在着诸多传统和近代并存的“二元化”现象;郑州作为近代一个区域工商业中心,其各行业经济活动中营销模式多元而丰富,尤其是报纸广告是当时郑州工商业营销载体的新宠;在有关工商业组织的近代化论证中,对包括工商业的商会、同业公会等新式组织予以了重点论述,对不同历史时段的郑州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成立、改组予以了选择性论述和代表性统计,从组织和行业的视角阐明了郑州近代工商业的组织情况和近代化演进;以“在野市政权力网络”为视角,识别出郑州近代工商业组织及有关团体在公共领域社会活动中所体现的有关市民社会元素,尤其是识别出了其有关活动与早期中国工运、早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这一有别于一般商人组织社会活动的独特特征;等等。总之,该文通过系列的研究,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超出以往有关郑州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郑县范围之视野,建立了郑州近代区域工商业研究的总体学术框架;对郑州近代工商业予以了多视角的学术观察和呈现;对已有的有关学术卓识进行了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对有关重要问题则提出基于历史材料的新认识或新阐释;对于整个郑州工商业近代化嬗变的多个特征予以了详实的论证,识别了郑州近代工商业具有代表性的四种不同资本类型构成、不同管理模式、组织形式及其代表性商号、企业,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命运和原因;并总结出郑州近代工商业的“过境式”经济形态,提炼出其明显不同于或者超过许多工商业城市或者区域的、具有超强汇聚和离散功能的本质,或曰代表性的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