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民间济贫包括家庭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该文里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济贫是社会性的.中世纪以教会为主体的民间济贫是以教会和行会所建的慈善院和施舍坊等为主体的公共济贫支持为主导,以教会和行会的常规性救助为辅,其中多为直接施舍和款待.修道院解散后,以商人们等支持的慈善院和小富有者捐建的施舍坊承担着公共济贫的支持.就个人间的救助来看,上层人士的直接施舍与款待减少,而中下层人士开始较多地采取这两种救济方式.16世纪英国民间济贫从形式上来说,具有更多的区别对待特征,人们对该村社或该教区穷人救助开始增多,对劳动性穷人多以工作安置.修道院解散后,教会自身的济贫功能几近丧失.对于因诸多原因带来的穷人和流浪汉的增多,家长制式的都铎政府不单强调区别对待穷人和以济贫税来进行制度性救济,它还通过强调教区施舍、遗嘱救助和款待运动等来消减贫穷以稳定社会秩序.政府对民间济贫的呼吁是对济贫法的补充,它也能保证近乎毫无温情的区别对待和济贫税的实现.从社会文明和政治贤明角度来看,都铎政府较好地承担起扶贫救困和帮残助弱的社会教化任务,从而保证了16世纪英国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民间济贫的承担者包括公共机构和个人.对它们的贡献主要是富有人士,但并非他们的专利,同时也不能厚此薄彼.旧有的民间济贫力量因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下降而贡献减弱,新富有阶层相应的济贫贡献却是倾泻而出.下层人士的贡献虽小,但能较好地维持着地方的友好和休戚与共.公共机构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16世纪前期教会和行会发挥着重要的民间济贫作用,后期则是私人建立和贡献于慈善院等公共救济机构.